三、泛滥词章

王守仁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前、后“三变”的曲折过程。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

先生（王守仁）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滤，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王守仁之学，以“龙场悟道”为界线，分为前、后“三变”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始由“泛滥词章”，再到“遍读考亭之书”，转而“出入于佛、老”，是为前三变；第二阶段始由“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以默坐澄心为学的”，到专门倡导“致良知”之教，再到居越讲学，“所操益熟”，是为后三变。以下结合王守仁的生平活动进行分述，先叙其“泛滥于词章”阶段的情况。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王守仁年满15岁。他怀着尚武抱国的雄心，出游居庸三关。居庸关旧指军都关、蓟门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部。此地为长城要口之一，控军都山隘道（军都陉）中枢。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建关，与紫荆关（位于河北易县紫荆岭，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倒马关（位于河北唐县西北部，为河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要口之一）合称“内三关”，形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守仁在这里察看山川地形，访问少数民族，打听备御方策，又与胡人追逐骑射，胡人没有谁敢欺侮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漫游考察，守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一天，他在梦中拜谒了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词庙，醒后有感于马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还”的名言，挥笔写下了一首绝句：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诗中表达了对马援为汉朝中兴而戍马边障、建功立业的景仰之情。其后，守仁“屡欲为书献于朝”，却被父亲斥之为“狂”而阻止，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人生价值的领悟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17岁。这一年秋天，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前往兴都（今江西南昌市）迎娶表妹诸氏为妻。诸氏是守仁的舅父诸养和（时为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女儿，似乎守仁不太热衷于这门兄妹姻亲，以致于正式结婚那一天，他闲游铁柱宫，遇着一位道士盘腿坐在榻上，于是相与对坐，款款交谈，喜闻养生之说，竟将婚礼置诸脑后，忘了归去。家里人四处找他未见，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

婚后数月，守仁一直呆在舅父官署潜心学习书法，每日练字用力甚勤，乃至耗纸数箱之多，其书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后来他讲授“心学”，常常引此事为例启发弟子们说：“吾尝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阳明先生年谱》，以下从略。）可见，那时心学已经在王守仁早年的思想中开始萌芽了。

次年暮冬，王守仁偕同夫人诸氏返归余姚，一路乘船到达广信（今江西上饶），特地拜谒了年近古稀的理学家娄谅。娄先生字克贞，号一斋，曾师事崇仁吴与粥，其学“以收敛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早年出任成都训导，从事地方官学的教育工作，不久告归，专以讲学著述为事。平生著有《春秋本意》12篇、《日录》40卷、《三礼订讹》40卷。守仁进见娄先生，相谈十分契合。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守仁大为信服，深受影响。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中说：“姚江之学（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自此，守仁始慕圣贤之学，发愤研读宋代诸儒著作。

弘治三年（1490年），守仁祖父王伦在故里逝世，父亲王华因奔丧归余姚，便吩咐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等人，为守仁讲析经义，磨勘八股，以应科举考试。守仁白天随众课业，夜晚则搜取诸经子史勤奋攻读，泛滥于词章，往往深夜不寐。由此，王守仁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使王冕请人诚心佩服，愧莫能及。在待人接物上，守仁一改过去的“和易善谑”，变为“端坐省言”，以仿效“圣人气象”。王冕诸人怀疑守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守仁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此后，王冕诸人也正襟敛容，随时随地注重自己的举止言谈。

四、究心朱学

弘治五年（1492），21岁的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得举，随即奔赴京师，在父亲官署用功准备来年会试。其间“为宋儒格物之学”，四处寻求朱熹遗书精心研读。‘一天，守仁忽然想到先儒所谓“衣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话，于是就按照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特邀学子钱友同来官署“格竹”。据《传习录下》记载，“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守仁认为钱友同精力不足，难穷格竹之理，便由自己亲身去格，然而“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守仁经过这次格竹的失败，认为格物穷理以成圣贤的途径实在走不通，又转而“随世就辞章之学”。

次年春会试，王守仁名落孙山，士大夫相识者都纷纷前来安慰和勉励。当朝宰相李西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守仁听了，当即提笔，一挥而就。在场的土大夫见之大惊，异口同声地赞叹道：一天才！天才！”一些心怀妒忌的士大夫却在一旁悄悄地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再次参加会试，果然为妒忌者所抑，又一次落第。有些同来参加会试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耻，守仁安慰他们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闻者无不叹眼。虽然两次会试都不得中，但王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优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鞑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继而又攻大同。其时边报紧急，京师震动，“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王守仁为了报国立功，由结社吟诗转而留心军事，他深深感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无一不精心研读。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传），研究军事简直入了迷，乃至“每遇客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样，王守仁在军事韬略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虽然未被朝廷录用为镇守边关的将才，但为他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之乱奠定了基础。

次年，王守仁27岁，开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朱熹上来光宗疏曰：“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触很深，顿时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来读书虽然广博，却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没有多少收获。于是，他通过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读书，力求学问精进，以期“致知”、“穷理”。可是，他在实践中总觉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不禁茫然失措，困惑难解。积久的忧郁情绪，又导致旧疾复发，守仁的内心十分矛盾、痛苦。经历了上次“格竹”的失败，又实践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对朱熹学说的崇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此与朱学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