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熹理学与重农学派

在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理性社会中，经济自由的原则是绝对被尊重的。经济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重农的经济原则。中国的儒家历来是奉行重农政策的，就是“不贱工商”的理学家朱熹在经济领域里也是主张“以农立国”。“重农学派”在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之后也非常称赞中国的文明，把中国文明奉为欧洲政治经济的圭表。“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明确表示要拥护开明的专制制度，他在《中国专制制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开明的专制政治，中国皇帝是合法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在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时，就曾寄希望于路易十五，要求路易十五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如中国那样的开明的君主专制，仿效中国皇帝奉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但是，路易十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又把希望寄于路易十五的继承人身上。魁奈也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尊奉自然法则即自然秩序，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自然法则就成功，违反自然法则就失败。因此，“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17〕魁奈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按自然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例外。”〔18〕中国是最崇尚自然法则的国家，中国文明应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旗帜。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他提倡以农为本，认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只能是农业生产，因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增加物质本身即生产‘纯产品’”〔19〕。“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理论体系和经济纲领的核心〔20〕。魁奈依据他的“纯产品”学说，提出改变法国经济状况的经济纲领:一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增加“纯产品”提高收入；二为整顿税收制度，实行地租单一税。魁奈的实行地租单一税的主张，保护了农业资本家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说:“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一方面，全面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而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21〕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18世纪的社会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却是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古代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和朱熹，如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而他的实行地租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是深受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周礼》均田贡赋和朱熹的“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的启发而提出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政府几千年以来都能使自己处于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其基本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孔子和朱熹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以仁爱众生和克制私欲为行为的准则；二是劳动所得税和人头税的征收，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是“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之一。”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向土地所有者获取的那部分“纯产品”征税，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赋税。〔22〕可见，魁奈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是深受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的影响。

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杜尔哥（1727—1781年）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并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发展，可以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他说:“各种发明，无论是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都是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发生的，乃为人类上进的阶梯。”〔23〕还说:“人类生活是有赖于过去的经验。”〔24〕他和魁奈一样，对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经验是极为重视的，对中国的文明是极为赞赏的，他认为法国的改革需要借助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国的经验与文明。因此，他在担任里摩日州长时，就十分重视加强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德望和高磊斯的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的情况。当杨德望与高磊斯要在1764年回中国时，杜尔哥为详细获得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就写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标》，指示杨、高二人回国后从有关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资本、赋税等30项农业经济问题和造纸、印刷、纺织等15项工艺问题及自然地理、物产、历史等方面来收集中国农业、工艺、科技的情报。为了使这两名中国学生回国后，能进一步按照他的旨意来开展这项活动，杜尔哥还专门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一部名著。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名著被视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前驱，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基础。杨德望、高磊斯回国后，就积极地收集中国农业经济、科学技术和工艺资料，并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还协助在华耶稣会士汇编由法国资助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北京教士报告》。重农学派就这样从中国留法学生和耶稣会士那里获得了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资料和中国的水稻、桑树和茶叶栽培术、中国农具制造术、粮食储存法等农业资料。中国许多先进的农具、农艺、种籽就这样传到法国和欧洲。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大臣时，就借助中国发展农业经济的经验和重农主义理论，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以图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的主张。但是，后来因贵族和王后的反对而被迫辞职。接着，杜尔哥就脱离政界，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由于重农学派的重视和借鉴，中国的文明促进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确实是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这些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精神文化养料，充实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推动了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就认为:“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这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文明还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推动了世界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诞生。

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对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这表明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是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特别是其“创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群性”等原则，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否定自己的传统文明而一味追求西方文明。正确的态度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再造，使之“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25〕、“外之既不后于世界的新潮流、新水平，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6〕，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养料，用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当代世界文明的建设再造辉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31页。

〔2〕〔4〕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468页。

〔5〕〔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497、538页。

〔7〕黄加略（？—1716年），福建第一位留法学生。 天主教家庭出身，其教名为阿卡狄奥，1702年随罗萨科主教染宏仁前往巴黎。不久，被派往罗马深造，回巴黎后到皇家文库工作，1711年获中文翻译家称号。1713年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结婚，并定居巴黎。1714年跻身于巴黎上流社会。在定居巴黎期间，与孟德斯鸠、弗雷烈友好，参加《法汉词典》编写，1716年10月1病逝于巴黎， 编纂《法汉词典》工作被迫中断。

〔8〕《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巴黎出版社1950年版，第927—943页。

〔9〕《旧约》记载创世年代为公元前3761年。

〔10〕《伏尔泰全集》第3卷，巴黎出版社1965年版，第25—26页。

〔11〕伏尔泰:《哲学辞典·光荣》。

〔12〕《欧洲哲学史》（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 3页。

〔13〕朱谦之:《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14〕〔15〕《朱子语类》卷，第108、110页。

〔16〕波维尔:《哲学家游记》。

〔17〕〔18〕〔22〕《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12页。

〔19〕“纯产品”即剩余价值。

〔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6页。

〔23〕〔24〕转引自孙本文:《社会思想》第95—96页。

〔25〕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

〔26〕鲁迅:《文化偏至论》。

［作者 福建省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