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模式，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改革的重心在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上。在我们的教育方针和课程设置上，一直没有经学的位置。再从意识形态建设来看，经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腐朽文化的象征，一直是批判的对象，作为封建糟粕而被唾弃。“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儒家思想连同其经典都成为了黑暗和反动的代名词。虽然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一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方针成了只对传统实行批判的借口。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此外，建国后，大陆受过经学训练的人才稀少，也是大陆高等学校没法开设经学课的一大制约因素。经学作为学术文化被赶出了历史舞台。复旦大学历史系周予同先生开设的经学史课程，可谓硕果仅存，但“文革”中也被迫中断。

面对列强入侵，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是民族独立与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无疑是近代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从京师大学堂学习日本大学体制到北大学习德国大学模式，以理工为权重的考虑都可以见到当时仁人志士对民族独立富强的焦灼与渴望。按西方学科体制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大学，必然不会有代表中国特有文化形态的经学的存在。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制，连同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经学亦弃如敝屣。五四精英们把传统(其核心是经学)看作是阻止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以后，人们又把它当作腐朽的封建文化，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和误解一直延续至今，蒙蔽了经学的真正价值，形成了国人巨大的认识误区。另外科举废除后，以经学求取功名的仕进之路被阻断，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取代了专攻经术，经学在教育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需求的弃儿。现实的需要遮掩了大学“传授高深学问，培养硕学人才”(蔡元培语)的终极追求。

我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描述经学消亡的历史，是为了说明，经学的消亡，并不是一种学术自身运动的必然，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了一条破坏民族文化的路，走了一条民族虚无主义的路。

二、经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经学已经是一堆死灰，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走到这里来研讨经学问题呢？我很理解会议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所谓“首届”无非是希望这不是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说，我们是想让这一堆死灰复燃。

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经学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的学术，而中国学术的核心是中国的经学。中国学术的所有领域，都是从经学派生出来的。这就像西方的基督教，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学术的核心，由它而衍生出西方学术的各学各派。所以，中国的经学是不能灭的，也是灭不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经学所面临的深重的生存危机。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危机主要来自学术界内部。

讲一个我自己亲历的“故事”:我曾经与一位非常著名和非常有影响力的青年哲学家讨论经学的复兴问题。他说，现在还提什么经学呢，经学早就死了，哲学完全可以取代它了。我大吃一惊，无言以对。这使我想起了古代的大儒如章学诚、顾炎武和现代的大师如陈寅恪，都说过的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他们这样讲是为了强调“经学”与“史学”的关联。而有些人讲这句话是为了把经学纳入史学的范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经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让经学死灰复燃，是因为经学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我的文章题目是“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经学贯穿于中国整个的传统学术史，因而经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并因此造就国人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征就体现在——它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阴阳相对、五行相生相克等的基本理论，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思维定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包罗天、地、人、事、物等“天人合一”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它充分注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的整体。《周易》的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这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对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易》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来考虑问题。中医就是这一思维模式最经典的代表。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诊断与施治的出发点不仅是把人体看作是由各部分器官有机结合的整体，而且把人看作大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关联体。中医认为，只有从人的全体出发，把人与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病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疗效。

中国的学术是由经学孕育而衍生的，经学的整体思维模式孕育出中国学术思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与贯通。研究中国学问的人都知道“文史不分家”这句名言。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文学和史学是互相渗透的，互相关联的，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来，就不可能取得对它们的正确认识。上文提到的中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经学研究本身则更能说明问题。在传统的经学研究中，文、史、哲、经济、政治这些在西方学术中有着严格分野的学科是整合在一起的，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浑沌的模糊，但是，恰恰是这种浑沌给了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感悟，恰恰是这种模糊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西学东渐，明晰和严格的学科分类，带给我们的是明快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它使研究的方法趋于简洁和便于运用，因而很快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中国特色的整体研究被遗弃，甚至被当作落后的思想方法而受到批评。更严重的是，由于西学学科分类的思维方式借重西方文明的学术霸权对中国学术的压迫，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学术思维赖以生存的土壤，又从学理上加速了经学的衰亡。

其实，思维方式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我们并不否认西学学科分类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是有弊病的。而它的弊病恰恰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加以弥补。所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把自己的长处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