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依仁游艺志道据德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

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

“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

孔子是古代东方最伟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第一位专业教师，他一生从教，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很大，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中有的弟子在精通六艺基础上又形成了专业特长，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科，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其中颜回品行最高，“三月不违仁”（《雍也》）。言语科，擅长外交辞令，有宰我、子贡。子贡经营才能和语言技巧极高，他营财则至富翁，出使则不辱君命，齐国曾欲西伐鲁国，子贡出使齐、吴、越、晋各国，祸水南引，结果使齐国内乱，吴国北伐于齐，西与晋国争霸；晋国败吴，越国趁机灭吴并进而称霸中原。鲁国则坐山观虎斗，毫不费力地度过了这场“国际”危机。此《史记》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真是个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国际间各国均势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大师。政事科，有冉有、季路。文学科，指精通古典文献，有子游、子夏。子夏是孔门传经大儒，博通经典，熟知大义，孔子死后，他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后人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看，孔子弟子很多人才艺德行俱全，无愧贤者之称，这些当然都是孔子精尽教诲、作新人才的不朽功绩。

孔子知识渊博，情操高尚，“有教无类”，他的弟子，来自不同阶层，有的还来自异国他乡。他循循善诱，平易近人，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因而赢得了弟子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情性率直，粗鲁无礼，平常在言谈中时时诘难孔子，但对孔子的道德文章却十分服膺，愿随孔子“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追随老师走遍天涯海角。颜回与孔子更是义为师徒，情比父子，孔子曾感慨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先进》）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颜回更是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蔑由也已！”（《子罕》）颜回死，孔子竟为之大放悲声。又如子贡，本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实业家，当有人称赞他比孔子还优秀时，他解释说：“譬之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张》）有人诋毁孔子，他及时制止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甚至盛赞：“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孔子的神圣形象，并不是后世帝王赐封的“王”号和黄屋左纛所树立的，而是孔子自己高尚的修养、无边的德量所奠定的。正如孟子所云。“以德服人者，心说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弟子环立，诵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虽不用于政，犹自尊于时……这就是孔子晚年生活的大概场景。按常理，孔子应该看破世尘，万事皆休，在养尊处优中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天生就是那种忧患型人格，身为平民，却心忧天下。虽然他常常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的格言来自宽自慰，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违礼行为太多，不时撞击着他那颗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礼坏乐崩，僭越无度，周天子才享用的“八佾之舞”舞于鲁国大夫季孙氏之庭，周天子祭祖才使用的《雍》乐也奏于三桓之堂，引得孔子惊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当季孙氏家宰的冉有，竟帮助“富于周公”的主子大肆聚敛，把老师当年“苛政猛于虎”的教诲置诸脑后，更是惹得孔子大动肝火，号召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各诸侯国，更是篡弑频仍，齐田氏杀掉简公，立了个傀儡君主，自代之心已昭然若揭。孔子再也无法沉默，他带戒沐浴去见鲁哀公和三桓，要求出兵讨伐齐田氏以吊民伐罪。然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他的这番忧患又有什么用呢？招来的反而是“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恐怕今生今世是无法实现了，那就把它留给后人吧！前人不是说过“不朽”有三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自己既不能“博施济众”以立德，又不能克敌拔城以立功，那就著书立说来立言吧。他自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太史公自序》）于是选编古代文献，托古见意，这就是古今流誉的删修“六经”的千古盛事！

六经，即《诗入《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对六经用功深浅不等，作用不一。分别说即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其于《诗》、《书》、《礼》、《乐》，在于删订。删，即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即订正讹误，编次顺序。对这一工作，司马迁又称之为“论次”和“修起”。《史记·儒林列传》：“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礼》、《乐》的删订，大致始于中年时期，而成于返鲁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说：“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当时，孔子方40多岁。孔子68岁自卫国回来，又继续完成修订之业，他尝自谓：“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史记》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相传中国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诰有三千余篇，孔子选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时的文献数十篇，加以排列整理，这就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也如此，据传孔子从三千多首古诗中，删重去复，去粗取精，得305篇，内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厉王时事，称“诗三百”，孔子都配乐弦歌，重加整比。礼，古时礼节繁缛，不相统一，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今传礼仪远没有这样多，可能其间也有孔子选编删取工作。乐，是声响材料，其文本今已不传，孔子订乐的具体工作不详，但从他“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的自白，已足可证明孔子正乐实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