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我说几句。一直到民国以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社会,政府很小。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序》,讲他的父亲从河南唐河坐一条小木船到我们湖北省的崇阳县当县令的时候,晚清政府给县政府的财政少得可怜,就那么一点包银,县长可以请一个钱粮师爷,请一个刑名师爷,或请其一,也可以都不请。冯先生的父亲没有请,他死在任上,家人也是用一条小木船把他的遗体与遗物从水路运回唐河的。那时,县政府管不到下面,维系整个社会人心的是儒文化,还有很多民间性的、自治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农村,凡有一点文化的人,按钱穆的说法,就起类似西方教堂的牧师或法堂律师的作用。老百姓之间有矛盾,常常说:我们到某某先生那里评理去。这就是儒家社会。虽然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有诸子百家,还有很多样的地域文化,但传统社会的构成方式、人们生存的模式,恰恰是儒家型的。这个儒家型的社会,不是说只有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不要以为儒家的东西与官方意识形态可以划等号。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除政府力量外,社会空间大力量很大,比方说民间的自治,有乡约,有乡练团练武装,有各种祭祀礼仪活动与组织,宗族、家族、祠堂,商会与行会组织呀,各种民间宗教呀,地方自治呀,绅士集团与士农工商等各种社会团体啊,民间文化、教育、技艺活动的组织与活动等。民国时期梁漱溟等“乡建”派依托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的天地社稷祖宗祭祀活动是携带着族群的信仰信念的密码的,整个的民间社会是一个空间很大的多重结构的、有调节能力的、有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很多管道,好像是自组织系统,民间儒学和草根儒学是在社会底层起良性作用的力量。

我觉得民间儒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视儒学的草根性的一面。比如我个人出生的家庭是小小儒商的家庭,我祖父文化不高,但在武昌高级商业学堂,又叫武昌高级商业甲种学堂读过书,那时能上高商的人很少。他从那里毕业,当过湖北美专总务科负责人。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为他是老大,他要出去谋生。我祖父在我们那一带,在武昌城边八铺街、新桥街到板厂街那一带,属于社会贤达。抗战时武汉沦陷,日本人来的时候,要他做武昌市(当时叫武昌市)商会会长,他坚决不干,我父亲设法把他安排到汉口法租界里去,躲起来了,住了一段时间。祖父隐退后,做粮食与木板生意。解放初期我祖父在街道办业余夜校,教老百姓识字。他是民间性的儒生中的一员,不是精英,是一种生活化的民间性的儒商,教育子孙做到仁义忠信。他是新派,懂英文、数学,让后辈读《古文观止》。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民间老百姓的心灵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价值观念。1968年11月我到天门下乡的时候,我们知青“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去斗“地富反坏右”,老百姓用的就是他们所学的蒙学读物或者《朱子治家格言》的东西,或者就是传统戏文中的,说书的、皮影戏中的价值观念,来化解我们的仇恨心理。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下乡知识青年要斗的这些“地富反坏右”,其实不过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的祖上也做过好事。是他们化解了我们斗争的心理,非常关心我们,虽然那时物质生活匮乏,但仍尽量送我们吃的与必需品。他们以爱心感染了我们。1970年7月后,我当了八年工人,我在社会的底层生活,有不少朋友。我在湖南株洲化工厂实习培训时,曾挖过防空洞,学习修电动机。我感觉工人师傅身上带有的文化密码,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做人之道、做事之道。有很多人很优秀,做人很正直,很关爱别人,忠孝节义的东西还保留着。这些人基本上是在与草根儒学相联系的氛围中成长的。我觉得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优秀文化与道德价值还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民间儒学再生的期待。作为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的文化层,文化土壤,我们需要这种东西。传统儒家社会基本价值的改造与创造性的转化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刚才讨论中也提到了儒家观念制度化的问题,传统社会中的儒者如何面对制度建构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面对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倡导的是一种软化的开明的柔性的专制,而不是刚性的,或者说儒家所起的作用是减缓了专制的残酷性。

张曙光:像父亲一样的专制。(众人笑)

李德顺:像慈父一样。

郭齐勇:不是,儒家也有抗议与抗争,如对“苛政猛于虎”的批判,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社会不公的抗议。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是像MIT(麻省理工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白鲁恂先生谈到的:在西方坚持等级化、贵族化很森严的世袭政治、贵族政治的时候,中国已经通过了多次制度改革。这些政治改革保证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推行,把教育开放到民间。民间贫苦的不识字的农家子弟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由布衣而三公。这种教育公平与政治参与机会的相对公平,文官政治制度化的建构,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很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儒家对中国制度文明建设起到的一个良性作用的方面。一直到今天,高考即使有弊病也不能废除。为什么?因为它还是相对公平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些人所以能够上大学,还是得益于传统的这个制度。

牟钟鉴:恢复高考。

郭齐勇:不恢复高考我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儒家在制度文明建构方面也是有许多有价值的贡献的,包括对社会弱者的关爱,对于鳏寡孤独残疾者的关爱。去年我们有汶川大地震,大家心灵受到震撼,奉献仁爱之心。其实荒政是我们的传统,《周礼》里面就有,《孟子》里记载,梁惠王就讲到“移民就谷”。对于贫弱者,社会济赈救灾,政府有义务对贫弱者关爱,这是一方面。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是没有的,而在我们儒家的经典中比比皆是。就是说,儒家理念有很多被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和专制主义划上等号,一笔抹杀掉。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讲儒家政治哲学、社会理想与制度文明的关系问题,也有几篇文章。比方从《盐铁论》到《白虎通》——儒学在汉代制度文明中的作用就值得研究。我平时讲过教育制度、文官制度、法律制度,财产权、容隐权与私人空间的保护,养老恤孤扶弱制度与荒政等,儒学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有哪些方面的不同作用与意义等。

另一方面,儒生一旦进入政治系统,或者在政治系统之外,他们就往往带有批评性。孟子讲,有官守,有言责。我看了朱子传,很感动。朱子在知南康军的时候,星子县等县发生了大旱灾,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啊,动员了很多社会的力量,批评了当朝,写札子并直接面斥皇帝,为南康地区,也就是今天庐山那一带的小民的利益,争取了很多很多资源,使他们度过了灾荒。后来朝廷让他去浙中治水灾,他也是很下力地去抑制豪强,去奔走呼号,为小民争利。一旦儒生参与政治,或者他在政治的边缘,或者在外面,都为小民的生存权去斗争。儒生、儒学、儒家、儒教所起的作用都不是我们今天能一言以蔽之的。

我觉得,对于儒家,在方法论上我们不能太抽象化地看待,还是应该具体化地来讨论,传统的儒生、儒家、儒学、儒教在中国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面特别要关注民间性儒学和草根性儒学,还要关注儒学在制度文明建构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儒家、儒学在我国几乎跟伦理共识、族群认同、终极性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它是渗透到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东西,这恐怕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