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被扼杀，张、康同罹党锢，一被革职，一远遁海外。回顾此次变法，张元济与友人一再论及康有为，他认为，康处事为人固非“平正”，其“强世人以就我”的变革主张亦难望成功，然风气之开，端赖斯人！因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与康仍时相往来，绵续私谊。光宣之际，清廷欲行立宪，为此，康有为在海外积极推动，张元济在国内亦热心奔走。在此背景下，1910年春，张出国游历，第一站到新加坡，便赴槟榔屿看望卜居于此的康。此时，康去国已十二年之久，其自况:“神伤不敢看时报，花下藤床搔白头”。在他“恻恻睨神州”之际，张的到来，带给他的欢愉可想而知。二人在康寓南兰堂中畅叙离情，纵论时事，康还引张驱车同游当地素负盛名的植物园。张回国后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记述槟榔屿之行颇详，内载“友人”实即康氏。1914年夏，康有为回国定居上海，适与张元济同居一地，二人不时相聚于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不久，张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屡屡向康征集康广仁等人的诗文。康赞赏此举，但因南海故里当年被抄没，文稿散落杂乱，加之忙于政治活动，无暇清理，遂告张暂付阙如，以俟来日。

如所周知，康有为在民国后仍力主“虚君共和”，意欲复辟清室，招致国人诟病。那么，与之时有往还的张元济对此究竟持何态度?康参与“丁已复辟”北上赴京前夕，还邀张到其府上宴饮并观烟花，张对康即将开始的“大动作”是浑然不知，抑或微有所闻?此点关涉张氏社会政治倾向，颇堪探究。揆诸情理，张与康一样，对光绪怀有知遇之恩，后来亦热衷立宪。有的论著认为武昌起义不久，张即与清廷决裂。此说甚牵强，所举张拟编鄂等省革命纪一事不足以揭示其内在政治态度。不妨说，共和后若干年内，目睹纷乱的现实，张的社会政治取向还是比较复杂矛盾的，并非那种非此即彼的派别标识所能概括。只是就感情而言，他与包括康在内的一班“遗老”式人物似更接近。故此，孙中山视其为“保皇余党”，非仅《孙文学说》被商务印书馆拒印而发的激愤之辞。对于康有为拥宣统复辟，张元济后来曾作过评论，认为康等“拳拳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看来，张的观念还是颇为“暖昧”的。当然，对于康晚年的一些谬举，张亦有所保留。1917年底，康有为续编《不忍》杂志，撰著《共和平议》，迭求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予以代售，张一再婉拒，延宕两年后方勉强应允。至于康氏门人要求商务为孔教会捐款一事，张则执意回绝。

1927年3月，康有为猝然病逝。张元济随即致函梁启超，倾诉哀切之意，内云“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当得知粱拟辑印《康南海遗著》，张极表赞许:“大业宏愿，不胜佩仰。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卸责也。”可知，张对康这位“故友”颇愿尽后死者之责。此后数十年间，张先后校评《清史稿·康有为传》，存录《康南海藏书书目》，题跋《康长素书札》，并为康门后人所绘《万木草堂图》题字。直到九十高龄，张还向友人叶恭绰函索戊戌年康氏京寓南海会馆七树堂(即“汗漫舫”)的照片，借以凭吊。五十年代初，张元济撰成《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七绝十八首，第一首，即忆述康有为，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这是张元济作为“参加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在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之后，对当年朋辈的历史定评。

张元济和康有为均属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康可称“霸才”，即所谓“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而能够大刀阔斧，开创局面，形成气候。张则感悟敏锐，处事明快，稳健务实，为世人公认为“干才”。康—生基业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其高峰即戊戌变法，但诚如曹聚仁所评:“维新人士中，康有为就局限在戊戌那一阶段，一点也没有进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开了倒车。”张毕生倾心文化教育，主持商务印书馆后，苦心经营，十数年间得执海内出版业之牛耳，客观上给予社会进步的影响反而远过于康氏后来执意于政治的诸多努力。这便是康、张两人特异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