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由林旭将一份亲笔密谕交给康有为，谕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光绪皇帝在自身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关切康有为的安危，密诏情真意切，饱含关怀之意，寄托着皇帝对国家对康有为本人的殷殷厚望，不啻为血泪肺腑之言。康有为得见此诏，“跪诵痛哭激昂”。誓死要救皇帝，在游说袁世凯勤王不成后，光绪被囚瀛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运动失败。康有为终于怀着悲愤逃离北京，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当康有为逃离清廷的魔爪之后，流亡海外，便开始了长期一贯的保皇复辟活动。康有为以孤臣自居，“痛哭秦廷去，谁为救圣君”对自己未能辅助光绪完成大业，辜负圣恩感到愧疚。他决心“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泣血，遍地飞霜”，试图唤起各国对光绪和中国维新事业的同情。他先请英国派兵救助，“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未果。又转赴日本，向日本政府游说，强调中日休戚与共的关系，希望日本救援光绪。日本当局担心康有为影响对华外交，遂在清廷及地方实力派张之洞的压力下对康下了逐客令。康有为无奈之下，来到加拿大，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向华侨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高呼:愿中国自强！愿皇上复政！赢得加拿大华侨的热烈支持，他看到了海外华侨中蕴涵的巨大爱国热情和财力人力。遂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作为海外华侨救国保皇的政治组织。康有为宣称，要保国保种，必须变法，而变法非光绪复位不可，只要光绪复位，三年可以自立，十年可成大地最强之国。康有为的保皇计划虽屡屡受挫，但他的保皇思想、保皇决心却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不断的坚定。海外的保皇会成立以后，康有为保皇之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炽热。

有论者认为光绪对康有为的“知遇之恩”为康氏保皇动因之“最表面的层次”，还有人认为康有为处处强调光绪皇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将光绪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笔者却以为，“知遇之恩”的意义之于康有为，决不能如此简单视之。反而，可以认为，“知遇之恩”四个字，是康有为以后的政治思想活动运行轨迹的重要推力。我们回头看史书，更多的看见的是平面的历史人物，人物是言论和行为的堆砌，绝少有人物“人化”的描述，然而，历史人物也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对传统的康有为、重感情的康有为来说，光绪皇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而是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的信念支柱。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得到光绪的信任而产生强烈的知遇之感，决意一心报答，作出一番大事业，“以酬圣主”。而流亡之后，漂泊海外，康氏携“衣带诏”四处奔忙求援，前途未卜，居无定所，人身安全也时时受到来自清廷的威胁。念及受难瀛台的光绪，日益败坏的国事，愧疚痛惜之心在所难免，自己活动的悲壮感和使命感也大大加深。晚年他曾经回忆当时的心情:“每当向若望洋，睨惊涛之拍拍；残星落月，望北斗以依依。听胡笳之悲鸣，思汉月以日远，苏武之节旄啮之垂尽，班超之玉门生还无期。上哀圣主瀛台之幽囚，下痛亲友柴市之惨戮，内悲老母倚闾之不见，外忧生民乱世之多艰，未尝不肝随肺裂，心逐魂飞。”

所谓“诗言志”，流亡时期的康有为写下的诗篇，不但心忧国事，而且痛哭圣君，这里我们列举数句于下:

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逋臣西望肠堪断，故国云飞有是非。

嗟余奉衣带，哭庭音哓哓。……哀我北首望，瀛台囚神尧。

这些诗句，处处抒发着他对光绪皇帝的怀念和他们之间“神圣”的君臣之谊。康有为认定自己是孤臣、逋臣，而将光绪抬高到上古尧舜一般的“神尧”。

六

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康有为，虽然有深厚的西学功底，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士大夫气十足的中国人。他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优秀传统:心忧天下，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但他有别与传统士大夫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已经超出了研习儒家经典，经世致用的狭隘范畴，他追求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使得他的理想追求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但信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并不代表他已经脱胎换骨，相反，我们认为，他身上仍然流着传统士大夫的血液，传统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左右着他的一生。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的政治方针、策略都应该自觉的为本阶级、本集团的最高利益服务，而决不应该掺杂个人感情因素。只有封建时代的政治才靠伦理说教、个人效忠来维持。康有为恰恰是一个现代政治思想和封建士大夫气质混合的人物，余英时曾经提到，“已故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对中国近代史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份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去不开中国的旧传统”。在他长期的维新——保皇生涯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判断始终和对光绪皇帝的个人感恩掺杂纠结在一起，最终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底的保皇份子，一个让后人叹惋不已的复杂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