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一岁起，他逐渐阅读了大量的西书，对西方世界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接受了进化论、自由平等等西方思想，通过对比，他形成了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希望以西方为榜样，把中国建立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康有为观察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发现，要实现自己维新变法的政治理想，不可能依靠力量孱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下而上的发动民众来改造国家，姑且不论自下而上的道路能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总之康有为对此是不认同的，前文提到，镇压农民运动是康氏家族发迹的重要原因，阶级立场和先辈的“荣耀”决定了康有为对民众运动的仇视，他对于反抗暴政的人民向来斥之为“乱民”。邻邦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很快走上了富强道路，康有为认为，中国要实现富强，也须借鉴日本道路，借助乾纲独断的皇权，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封建君权就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清以来，君主专制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晚清时代的宫闱斗争、列强入侵、农民起义、地方军阀崛起等因素虽然在实质上很大程度的削弱了皇帝的威权，但在封建士子和广大民众心目中，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少有损缺，皇帝仍然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和至圣至明的偶像。此种观念也深深的影响康有为，他认为:“匹夫倡论，犹能易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颦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21]因此，在有可能推动中国走上改革道路的力量里，康有为选择了皇权。必须指出的是，康氏是一位独立思考并深具西方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懂得“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共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家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1895年康有为曾在广州邂逅革命派陈少白，陈向康氏分析形势，大谈革命，康有为也表示首肯，次年春，兴中会还向康有为之弟广仁商议两派联合救国，广仁对此表示赞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康有为，在戊戌前，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者，皇帝在康有为看来，更多的只是一股可以借助的力量。从他给清帝的几次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对国势日微的焦虑和亡国之祸的担忧超过了对清帝一家一姓沉浮的关注，他甚至曾直言不讳的警告皇帝，如果不愿意变法的话:“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作为时局的旁观者，康有为是冷静的，“救国”是他心中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在康氏看来，光绪皇帝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资借助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力。所以，从《上清帝第一书》开始，康有为不懈的追求与光绪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将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期望着皇帝的振臂一呼，中国的复兴便指日可待了。他说:“社稷安危，决在今日，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也。”

五

在国势日衰的现状压迫下，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推动下，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毅然决然的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作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运动中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不断的向皇帝提出变法具体主张，成为了皇帝推行新政的主心骨。随着变法形势的发展，光绪对康有为的信任也日益增加，亲自召见了康有为，光绪皇帝改革的决心和对康氏的恩眷让他感到振奋，但这次召见也让康有为亲身体验了清宫中太后执权，皇帝无奈的现状，这种局势甚至一度让他感到迷茫失望，梁启超在当时的书信中写道:“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但一想到光绪皇帝对自己的热切期盼和推心置腹，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油然而生，“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于是，他留了下来，在北京这个政治旋涡的中心，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继续奔走着。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康有为，当初的所思所想在于推进维新变法运动，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怎样推进，利用谁的力量，远不及目标本身重要。那么，现在的康有为对这位面对面交谈过的皇帝的印象，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飘渺的偶像，也不仅仅是变法的一块神圣招牌，而是一位活生生的奋发向上而又痛苦无奈的青年，正是光绪皇帝忧郁而又力图振作的气质深深的打动了康有为，从而唤醒了康氏潜意识中的忠君情结，这种情结存在于任何一个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大夫心中。中国的士大夫知识份子，一般的怀有“心忧天下”的意识，总是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对于赏识自己才华的君主，甘愿肝脑涂地以报答之，“先帝……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正是这种意识的最好注脚。面对皇帝推心置腹的殷切盼望，流着士大夫血液的康有为内心的震撼继而痛哭流涕、感恩戴德是不难理解的。对于康有为来说，变法运动不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它开始涂抹上报答皇恩的浓厚感情色彩。

变法触及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他们不能忍受光绪的胆大妄为，开始着手扼杀改革运动，在局势恶化之时，光绪已经意识到了失败的不可避免，他为了保护康有为，公开发布谕旨，急催康有为赴上海督办官报，“毋得迁延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