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文名中国维新会；此后，他即以“保皇”作为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的一面旗帜。那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反对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康有为说:中国积弱，“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16]而且“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17]戊戌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荣禄等顽固派执掌大权，他们对内镇压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外投降卖国，因此以归政皇上为旗号，反对那拉氏的反动统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为了继续依靠皇帝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说:“观从古变法之举，皆出于大有为之君。……未见无英武神圣之君，而能成变法立治之规模者”[18]。“试观各国开议院之难，英、法皆君民相争，杀人如麻，百年而后定，俄国则争数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开之，绝无位之心，但以救秘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19]第三，挽救中国的危亡。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确规定:“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0]“若使皇上复位，新党辅改，中国才可保全，人民必可乐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总之，康有为的“保皇”即与旧时的“尊君”不同，也与单纯地维护“清朝”有别，他是要通过“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专制政政制变为君主立宪政制，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方面宣称“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一方面又力主“请光绪帝复辟”[23]；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实则正是体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光绪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称为“清朝”，也可以称为“中华”，但无论怎样称呼，它都与原来的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发生了质的区别。当然，康有为把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他以“保皇”来对抗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更是错误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是康有为始终不变的思想。戊戌时期，他即以变法作为抵制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绝了孙中山关于联合起来共同开展革命斗争的建议。当民主革命运蓬勃兴起之际，他于1902年迫不急待地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以种种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前一封信中，康有为集中反对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张，说什么“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国各省如果摆脱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则必具印度之后而亡国。在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第三，以起自边地、无新式枪械、缺乏训练的革命军，与合全国之力、有新式枪械、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杭，革命“必败灭，必无成”。况“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第四，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25]当时，在清王朝已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严重障碍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反清革命斗争，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康有为站长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坚决反对革命，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反对革命的观点，则暴露了他无视群众、害怕暴力、害怕大动荡、害怕帝国主义的极端软弱性。

二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保皇派内部分化加剧，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产的前夕，为了抵制革命，推动正在兴起的立宪动动，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26]，以“遍尝百草”的神农自许，对各国的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嚼横吞”，“考其性制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希图用此“神方大药”，医治祖国的“沉疴”[27]。通过考察，他在经济上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中心在使中国工业化和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治上通过所撰各游记，进一步阐述了君主立宪的理论。

（一）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

康有为早年，从书本上得到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文明，真诚希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经过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他说，早在1899年初至美、欧，已感到“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这次游历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在意大利，康有为即见其到处存在着盆困、欺诈和盗劫现象，而这种“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在其他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污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时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进步之速，“古无可比”[29]，并远远超过了中国。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是兴民权，立宪政的结果。康有为虽然以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议院制度产生于西方而未发生于中国的根据[30]，是错误的，但他明确指出:“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激于法，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强盛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为第一等国矣。”如果中国将此先进制度移植过来，其发展必将反过来超过欧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