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基于此，多年来我国大陆史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而对他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般地给予了简单的否定，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价康有为，本文拟就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们指正。

一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四万万生民”，继续变法维新事业，铸造出一个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2]，康有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3]，希求日、英帝国主义出面迫使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接着乘义和团运动之机，策划了两湖与两广的武装“勤王”。此后，他在相继寓居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期间，一方面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完成了《礼运注》、《中庸注》、《春利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以及《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保皇”的旗号下，既同封建顽固派展开斗争，又极力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君宪救国”的理论及其实现的途径。

（一）抨击专制，颂扬民主

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在构筑未来大同社会的图景时，首先对现存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展开了猛烈地抨击。《大同书》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题目是“入世界观众苦”。该部列举了“乱世”的种种“苦道”，什么“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计有38种之多，实则把现存世界描绘成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为在探讨这一系列苦难产生的根源时，其矛头则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权。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隶子弟”，完全违背了人道。历代帝王，在夺取帝位时，“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名为皇帝，实为“民贼屠伯”；夺取帝位后，为维护其统治，则对臣民采取种种残酷已极的压制:“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诧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且大兴文字狱，“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专制统治下，“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务令其身体拘屈，廉耻凋丧，志气扫荡，神明幽郁，若巫来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后已。”他痛斥这种专制统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实现大同的最大障碍，“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与《礼运》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学说结合起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为兄弟也。”[5]据此，他认为:第一，人与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那就应“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诸我，我谓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隶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权。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气质、欲求，那就人人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8]依据上述民主原则，康有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并设计了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众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从事公共事业，因此要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为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役，故民贵而君轻。” [10]既然“君”是人们推选出为众小办事的公仆，因此，“君主专制”的存在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唯一正义而合理的国家政体，只能是民主的政体。康有为设想，未来“大同”世界的“政府”，名为“公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非强制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公政府的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行政官员由议院议员举，这些官员“其职号有上下，但于职事中行之，若在职事之外，则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11]很明显，这完全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构想。

（二）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14]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5]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