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领袖说”是怎么诞生的？

通过史料考察，我们似乎不难看清“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提法的成型过程: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人的宣传、顽固派的谣传，使康有为成为“新闻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由当年的“新闻人物”变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采取“因果置换法”，重新加工、整理并出版了《戊戌奏稿》，将光绪皇帝推行的众多新政“安插”进自己的奏稿里，从而把自己美化成为“新政来源”，《戊戌奏稿》进而成为学者们研究戊戌变法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汤志钧等人误入他设下的圈套，将《戊戌奏稿》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一一列表排比，从而“坐实”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

康有为的奏折，很少被采纳

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初，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发表了《<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他明确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和《湘报》第一○四号公开发表过的《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序》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不少篇章均系后来补缀，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以上列举各篇章均是康在变法时呈递光绪的重要奏疏，大都辑入了《杰士上书汇录》，成为光绪裁决新政的蓝图。但是，《奏稿》却对此作了原则性的改易，有的几乎改得面目全非。”近年来，随着康有为的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价值进一步锐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戊戌变法期间，既然康有为的奏折大多数没有送达朝廷，其作用也无从发挥，那么，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康有为的上奏，到底被光绪采用了多少呢？经过研究，邝兆江认为，康有为《戊戌奏稿》“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

即使是被光绪皇帝采纳的建议，“知识产权”也未必就归康有为一人所有。戊戌变法期间，皇上施行的新政，如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但更多的内容是别人早就提过的。如1895年，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疏》里，就把筹饷、练兵、筑铁路、开民厂制造机器、废止漕运、创办邮政、设立学堂等一一列出，论述详细。其中筹饷、练兵、筑铁路等主张，在戊戌变法中分别得以施行。

究竟该怎样评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

当然，我不同意“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在建学堂、办报纸、编书籍、开学会等方面，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开山之功”。正如1898年9月23日，戊戌变法夭折后的第二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所评价的那样，“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李鸿章则从反面做了诠释。同年9月24日，他出面宴请在京访问的伊藤博文，酒过三巡，宾主很自然地聊起了康梁。李鸿章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后来，梁启超也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可以坦率地说，回到戊戌变法现场看一看，无论是资历、地位，还是学力、社会影响，诸多方面，康有为都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