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页。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6页。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介绍的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适逢双十节，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善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1922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1页。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人。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7页。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页。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国民党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年12月9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8页。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

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似可见“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转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66页。

这时，孙中山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来往甚至举行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这一段话，对邓泽如等有所批评，但“正中陈独秀之计”云云，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共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国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谕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批示最后，孙中山强硬表示，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倘若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已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因为）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而要受到苏联的干预），我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年10月）。

（本文来源:《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