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23年11月27日，访问团临回国前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会谈，托洛茨基向访问团表示:“在目前各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态势下，无法援助孙中山的军队。不过我们可以开办学校，让中国革命者接受军事训练。”[14]

这次访问团的最大收获:一是苏联人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二是访问团学习了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尤其是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谈判中，蒋介石曾经提到:“原拟在广州开办军校”，苏联没有接受，为此他提议，“以该项建校经费来扩大派人（到苏联学习）数量[15]”。最后再次同托洛茨基会见时，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16]”。蒋介石认为这是赴苏的一大成果，他在11月12日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昨天我们与斯克梁斯基同志晤谈，解决了军事计划问题。他强调中国本身要开展政治工作，并说在开展政治工作期间，我们可以为军事工作进行准备。因此，他建议派3-7名有高级军事职务的同志进参谋学院学习，在陆军学校为30-50名忠诚同志开一个班，这是我们赴苏的成果之一。”[17]一度由于谈判过度劳累、成果不理想，蒋介石曾经要求去疗养，自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以后，他不再要求疗养了。

对于在西北建立军事力量的庞大计划，苏联人简直无法接受这个要求。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树立一个思想，即使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18]

马林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起初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指令，只是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开展革命活动。但在推动创办黄埔军校中，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工作，身份比较特殊。有的时候，他既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中共代表。

访问团到达莫斯科不久，马林也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还与访问团商议有关军事工作提案的问题。由于马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和，处境很困难。但是，他仍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很关心，还想第四次来中国。蒋介石曾给马林写信:“本想在离苏之前给你赴华的旅费，但因这里缺少经费，只能给张太雷同志留下约300墨西哥元作为他回国川资。我将汇钱给你，或先请向张太雷同志借用，日后我归还给他。”[19]这份短短的书信，饱含了革命的艰辛。马林、鲍罗廷、越飞等一大批国际友人，始终坚持不渝地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他们应该是我们最为感激、不可忘记的好朋友。

三、具体筹备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织“国民军军官学校”，先是拟以孙中山为校长，以后方医院和测量局为校址。指派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为军校筹委会委员。后来又改变为:“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址经孙中山先生多次勘察，最后指定黄埔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黄埔军校校址。委任廖仲恺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最终决定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这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首先，苏联的外交关系有改善。1920年以后，在苏联粉碎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取得胜利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两种社会制度及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一个较长时间的停战所代替，由直接武装冲突过渡到和平共处的新时期。这时，苏联政府在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持积极态度，他们坚定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条件，1924年英国率先与苏联建交。

其次，鲍罗廷在到广州的途中亲自考察了海上运输信道。鲍罗廷是斯大林直接委派的代表、加拉罕的好朋友，钱对于他是不成问题的。他去广州，可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陆路可以坐火车，水路可以坐客运轮船，但是他却选择了乘坐运牲口的小船，在一名苏联顾问波尔亚克的陪同下，与200只绵羊一起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广州，途中遇到了台风，幸亏找到了避风港，不然就会同200只绵羊一起葬身海底。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冒险之旅？主要是这条海上通路是维系苏联与广州革命力量的“生命线”，只剩下了这条通路，它要提供创办黄埔军校最为重要的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等物资的供应。苏共中央非常关心这条海上通路的安全。有了这次航行经历，鲍罗廷直接了解了实地情况，为开辟苏联海参威经香港到广州的海路信道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再有，鲍罗廷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据1927年采访过鲍罗廷的苏联《星火报》记者说，鲍罗廷曾在纽约见过孙中山，由于鲍会英语，因而能够同讲英语的孙中山直接交谈，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本钱之一。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总顾问。他既是苏联政府的代表，又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私人代表。10月6日，他到广州是拿着加拉罕写给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说:“希望鲍罗廷同志到广州以后，情况会比以前（我为以前的情况深感遗憾）进展快些”[20]，有了鲍罗廷到广州，苏联人更加放心了。

最重要的，广州的形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恶化，孙中山的地位极不稳定。当时，孙中山只有一支150——200人组成的私人卫队可供调遣，而广东军阀队伍的人数约有4万人。1923年11月初，陈炯明企图卷土重来，兵分四路猛攻广州。广州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孙中山指挥滇、豫、湘军开往前线抵御敌军，作战表现不佳。不得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各区分部执委联席会议，动员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建立军事学校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

鲍罗廷在12月10日写给莫斯科的《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有具体记录:“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已经最后通过了按营的建制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未能发现此方案）。与其它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军校内有完善的政治部。校长由蒋将军担任，他就是孙中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目前正在回国的路上。广东省长廖仲恺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已经选定了校址，近期内将整饬就绪，军校即可正式开学了。军校的费用每月约15000——20000美圆，要视情况而定，若是采纳我们提出的三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还是按孙提出的6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