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中有的人不同意这样做，如:魏金斯基和萨法罗夫，他们曾经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味热衷于军事手段，不重视群众性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指责马林把“莫斯科的指示篡改为天方夜谈式的神话，粉饰孙中山的立场和国民党内的情况”，要把马林作为“替罪羊”，从中国撤回来。[9]

历史证明，马林、越飞等人的胆识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们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领先，还要突破。他们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活动，大有成效，成功地争取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

《联合申明》发表以后，越飞前往日本热海温泉养病，孙中山仍对合作深有期望，专程派廖仲恺前往，继续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细节进行商谈。

当时，苏联的处境很困难，财力十分有限。自己力有未逮，遑论支持中国。在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经常拿不到经费，有时候甚至连发电报的钱都没有，正常的经费一次也发不多，只是三百、五百的邮寄。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给予无私的援助。1923年 3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在中国西部组建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作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同时，还指定由托洛茨基、契切林、拉狄克等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5月1日，远在日本热海的越飞才把这个决定发电报给在广州的马林，要马林转给孙中山。对于创办黄埔军校来说，这份电报很重要。因为在电报中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孙中山:“苏俄方面愿意协助他（孙中山）在华北或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建立一个“各兵种内部军校，而非野战性质的部队”，[10]用以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

据蒋介石后来回忆，孙中山曾派代表到北京与加拉罕谈判，计划在广州办军事学校。而苏联人设想是选择在华北和中国西部，办“各兵种内部军校”。为什么？当时开办军事学校，急需的是苏联实质作战物资的援助，特别是开办军事学校运送物资很困难，要是“依靠广州太冒险，因广州系英国势力范围和海军力量中心”。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不到十天，他就发电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报热情洋溢地称:“贵国5月1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1]

5月1日的电报，标志着筹备军事学校工作，进入新的里程碑。如果说以前的酝酿协商，只是在纸上，到了5月1日以后则是真正落实的阶段。

为落实这件事，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苏联方面，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出席，会议通过由斯大林提名的“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2]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方面，1923年1月，共产国际“四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示信，要求“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建立民族革命和反帝战线，通过“三大”统一全党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30多名代表在广州参加了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经过热烈争论，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联盟，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此外，广东中共党的组织起初对陈炯明的假革命的面貌认识不清楚。1920年陈炯明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学生、中共广东领导人谭平山等在兴办杂志等方面，接受过陈炯明的赞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拥孙反陈的指示，中共中央动用了纪律处分，才使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

国民党方面，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会见了马林，并与马林、张继、汪兆明等人一起商议组织“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其任务是有关开办军事学校、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榷商。同时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请求经济援助，邀请政治、军事顾问速来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

双方确定访问团的成员:蒋介石、沉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其中国民党员2人，共产党员2人。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访问团”是以秘密访问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公开报道。访问团于1923年9月 2日到达莫斯科，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待，进行了多次会谈和协商。在苏联访问期间，访问团参观了144步兵团，海军、空军的军事院校，“红玫瑰”工厂，递交了《中国军事行动方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斯克梁斯基、加米涅夫等领导。

关于筹备军事学校问题的会谈有二次:

1、9月10日，一到莫斯科，在苏联革命委员会大楼，访问团与斯克梁斯基（托洛茨基的副手）、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就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派一些人到中国南方，以红军为楷模，训练中国军队”，斯克梁斯基表示:“由于俄国人学习汉语困难，最好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学员的学校”，“应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培训名额约30人。地点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为中等军事学校，设在靠近中国的地区——符拉迪沃斯克或伊尔库茨克，可招收一些多少受过军事训练的约500名中国学员。各地方当局在派送人员进入上述军校时，必须保证政治质量，务须严格掌握，使忠诚的人员入学入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