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广东的陈炯明1922年6月16日公开武装叛变，把孙中山赶出广州，悬赏20万元杀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在上海避难，处于革命的低迷时刻。

二是马林南方之行之后，完成了两份报告，在北京向苏联公使馆官员口头汇报没有解决问题，又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式授权马林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莫斯科认识了越飞，与越飞坐同一次火车回到北京，互相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结成了友谊。

三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提出联合国民党和其它革新党派。马林回到上海以后，8月29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涛、高君宇等五名中央委员全部到会。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表示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指示，并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立即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临危不乱，在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逐步形成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使得他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和优势的地位。

这一段时间，先是到杭州出席西湖特别会议的中央委员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第一次会面，一见如故，“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达成了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治协议，为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接着，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通报了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情况，孙中山先生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和指示。

在以上一系列会谈协商的基础上，马林与越飞频繁联络。于是，越飞派出他的军事顾问格克尔，于1922年9月26日到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先生进一步会谈，马林担任记录，这是苏联官方对孙中山政治态度的进一步了解和摸底。

格克尔带来越飞的意见，仍然是稳定苏联的对外关系，要孙中山同吴佩孚联合“尽可能避免内战，因内战会引起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许还会（有）北京被占领的情况”[3]。

孙中山则总结多年来的失败教训，为了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也调整了策略。这时，他认为同苏联建立公开的更紧密的联系是完全必要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接受改组国民党的意见。所以，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的首次会议上，即席解释联俄联共的政策，这是新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当然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必须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在国民党力量分散、中共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也许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将会改写。

所以，他向格克尔提出:“外国列强阻扰中国的统一事业。我们需要一个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只有俄国可以成为这样的朋友”，希望“在中国西北边界或土耳其斯坦（指新疆），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这支独立的军队”，如果越飞同意，孙中山将“派一个军事专家赴长春，与格克尔同志一起给莫斯科拟一个计划”[4]。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孙中山就很重视军事斗争。他一面运动新军，一面联络会党。辛亥革命后，他主要是拉拢军阀，所依靠的并不是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不断失败。在失败中，孙中山逐步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和极端重要性。陈炯明武装叛乱以后，他决定要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这次孙中山第一次正式向苏联提出:在“西北边界”建立“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史称:“西北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黄埔建军方案”的雏形，先有“西北建军方案”，后有“黄埔建军方案”。这个方案的提出，标志着“黄埔建军”的酝酿已经有了眉目。

二、谈判学习

格克尔回北京向越飞汇报以后，于10月17日向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发了电报，报告了孙中山的最新态度。但是，要在西北建立一支军队，苏联更有军事上的很大顾虑。越飞起初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要求。1922年11月7日，在越飞致马林的信中，他讲:“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5]。

但是，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肯定了越飞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并对此政策作出了具体决议。责成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人仔细研究支持、援助孙中山的要求。[6]

可能是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权，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特地由北京南下到上海拜会孙中山，李大钊、林伯渠、宋庆龄等也参加了，双方就进一步商讨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建立军事学校，以及如何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对于这次会谈，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申明》。双方确认“当前中国最急最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据”[7]等，从而宣告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也标志筹备军事学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想得到苏联200万墨西哥元和建立10万军队的物资装备的援助。

会谈成果令人鼓舞，重振了低迷的军心和士气。越飞确立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向苏联领导人报告:“孙中山是最接近我们（苏联）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现在也还在陆续加入国民党的时刻”，“在中国我们（苏联）唯一的朋友只能是孙”。并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沿着这个方向加强工作”，“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