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的民族畏惧心理始终存在。法国从拿破仑战败起,民族自信心大大受挫,尤其是1870年被德国彻底打败影响深远。虽然一战勉强胜利,但是法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对德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大有市场。当1870年法国战败的时候,再也没有比准备一场复仇主义战争更自然的事情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变的对法兰西共和国越来越不利。德国在变成欧陆第一大工业国后,法国靠高利贷生活的特征却日益发展。德国消弭了国内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法国却没有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兼融能量。一战胜利了,却击垮了法国军队的信心,“法国军队组织的目的······仅仅是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即进行防御战争” 。掌握着暴力的军队作为民族的脊梁尚且如此,那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公民又怎能挺直腰板?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德国人民洗刷屈辱与摆脱贫困的需求。有需求不一定就会去做,只是这个绥靖体系下的滑稽格局要求你不忍心不去利用它所给你提供的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机会。希特勒“只是一个闯入西方民主国家绥靖政策所制造的真空地带的机会主义者” ,“他并不是一心想要战争爆发,除非他可以使用某种聪明的诡计逃避战争,如同他曾经逃避国内战争一样” 。在30年代西方国家认识到把一战的责任都推给德国有失公允并危及和平时,希特勒认为“德国被夹在欧洲的中心,不应该永远处于被包围的境地,它必须获得土地”,从而选择侵略式“突围” 。于是,绥靖推行方认为这是合理的补偿而在绥靖政策上愈走愈远,而希特勒很好的抓住了这种赎罪并迷恋和平的心理。
三、法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启示
(一)、实务与战略启示: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使法国、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国绥靖政策的根源是国力不济。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正确的国防战略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钢铁保障,经济、军事及其依赖的科技则是衡量其国力的核心指标。且看法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就是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经济与军事衰退的大势已定,而法国又不愿接受新的思想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重大成果,满足于殖民地经济和稳而不进的历史现状。第三共和国的败亡就说明了老牌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腐朽,如果不积极进取就很可能被历史淘汰。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谋发展,富国务必强兵,谋合毋要忘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国绥靖政策的执行者缺少大历史眼光。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深刻的认识到大国力量和关系正在重组,立足于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进行渗透式利益边疆拓展。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要做到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表里并举,独立自主与集体安全灵活结合,界定好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判断和物化,原则坚定要与外交灵活有机结合。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在崛起过程中产生矛盾摩擦是难免的,一切外交活动都要围绕着自身日益强大的现状,采取机动灵活的外交策略应对国际社会压力。必须认识到法国绥靖政策是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法国绥靖政策的主要出卖物象也是针对法德历史问题的主权领土和民族权益。我们应该看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但要结合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实现。
(二)、哲理与社会启示: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法国绥靖政策及和平主义的哲学内涵。法国和平主义的本质是失败主义。绥靖推行方的软肋是极端畏惧战争,他们往往借着“追求和平”的幌子,掩饰自己的胆怯和无能,以致让绥靖利用方有机可乘。绥靖政策的根源是在民族劣根性的诱导下,认可叔本华的死亡唯意志论,就是消极唯识论。而德国此时却吸收了尼采的超人唯意志论,是一种变态的积极。在此基础上,机械的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依德的性需求和潜意识论、德国国家地理学理论,希特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种族社会理论和“生存空间”论。两种唯意志论都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只是一个消极、一个积极。经过一战的洗礼,法德两个民族的国家意识形成鲜明的对比性结果,法国消沉分裂静止,德国则积极团结亢进。德国渴求把生殖意志转化为权力意志,进而更好的拓展“生存空间”,实现生殖意志。我们在探究绥靖双方的历史作为时,必须警觉的发现霍布斯状态下的无政府状态是极其普遍而可怕的。在现实世界的二律背反中,这些自由的无政府的物自体,始终受到“理性有限”律和“感性不稳定”性的死结束缚,越挣扎捆的越紧。在整个绥靖均衡过程中,绥靖推行方和绥靖利用方都各自体现了鲜明的理性与感性的交织,然而大战却在步步靠近,走向不可逆的漏斗状态。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在积极的探寻通向洛克式竞争性的“文明”无政府状态、甚至康德式“普遍和平”状态的道路,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大规模战争不会发生。我们只是针对时代潮流,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也补充道,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所以,对于不确定的东西或事物,要谨防不必要的“自我证实”,也要充分的进行合理的“自我预设”。
(三)、启示总结:
特定的历史及其语境启示我们:人及其集合体(其最典型的机制是国家、民族、社会)处于无知或自我恐慌的愚昧状态时所追求并企图拥有的和平、平等和自由,远不及其处于一个有道德律、法治律束缚和规制的“正文明”社会所达到的程度;破坏也不是重新规划世界的前提,过着寻常生活的人类集合体及其个体,骨子里讨厌不务实的破坏主义。绥靖均衡过程中的当事方作为有限的个体,已经被历史湮灭,正常的理性重新回归人的心灵。从狂暴到宁静,人类文明在经历危机和动荡后,旧世界并没有被打倒,新千年的春天照常到来,并鲜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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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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