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战的惨痛教训，面对德国的再次挑战，二战前的英国外交无非是在思考到底是把世界霸权移交给德国还是美国的问题。绥靖外交政策的推行是英国统治集团权衡利弊的结果，只要英德之间不开战，那么大英帝国这个纸老虎就不会被戳破，至于苏德开战则是求之不得，但只要英德开战，不管是什么结果，那就是英国彻底沦为二流国家。英国统治集团迟迟不愿意重用丘吉尔这样的主战派，而宁愿让鲍德温、张伯伦这样的绥靖主义者久居高位，就是为拖延对大英帝国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从外交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德国如果摧毁法国的欧洲安全网络，打败法国，而苏联继续置身事外，那么不管小小的英伦三岛是投降、中立还是继续抵抗，除苏联欧洲部分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就有被德国及其仆从国掌控。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并且稳定，即便美国再想反对也是木已成舟，为时晚矣。丘吉尔之所以长期以来坚持不顾一切地主张英国支持法国联合对德采取强硬政策，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由于力量衰落，在德国的咄咄逼人之下，英国实质上已经无力单独掌控欧洲局势。与其坐视德国掌控欧洲，英国在德国的霸权下苟延残喘，不如作最后一搏，再次呼唤美国的参与世界大战。他知道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坐视英国沦亡，而把霸权禅让给美国，总比把霸权被德国夺走更好，好歹英美两国是同文同种，依仗英美特殊关系，可以继续做统治世界的第二小提琴手。因此丘吉尔带未经大选火速接替张伯伦尔上台也是保守党内早就有计划的安排（丘吉尔的上台根本不像戴高乐流亡伦敦那么富有戏剧性和不“合法”）。

相比之下，法国统治集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长远目光和有条不紊的举动。由于丘吉尔亲法，因此他在法国即将战败的最危难时刻抛出了一个“英法合并计划”，打算尽最大的限度合并英法两大帝国的全部力量来进行长期对德战争。由于英法之间的长期积怨，最后积怨成仇，法国政治领袖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而宁愿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下抱残守缺。

美国外交：借刀杀人，隔岸观火

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有悠久的传统。由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恪守“门罗主义”就可以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政治纠纷和战争。美国传统上与德国没有地缘政治纠纷，而二战前的德国也不足以来一场真正的世界大征服。希特勒的那些好大喜功的梦想无非是纸上谈兵而已，这正是二战前美国国内“中立主义”思潮在群众中蔓延的根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各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有较深的感情，并且会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带入这种感情。美国国内的德裔居民在财经界占有很大的优势，在外交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德裔和爱尔兰裔一般倾向于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中立甚至倾向于反英，而英裔和波兰裔则倾向于介入欧洲事务而亲英，荷兰裔虽然对英国不抱好感，但是对德国更无好印象，把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总统便是荷兰裔。

一战结束后，英法两国余威仍存，还在力图维护其世界霸权，单凭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无法将英法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综合实力上的世界霸权取而代之。因此，美国拒绝加入其倡导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避免对英法的世界霸权承担正式承认和维护的义务。在三十年代的互相拆台的世界大国经济大战中，美国发现自己已经被英法排斥于它们的殖民帝国范围外，在拉美和亚洲也面临着英法的挑战。因此美国便采取了利用德意损害英法在欧洲地位的举动，在亚洲则既挑动日本与苏联冲突，又联合苏联遏制日本；既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又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双重手段，假他人之手，实现削弱竞争对手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二战前的中立政策和不承认主义的实质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乱中取利。

美国在欧洲只能旁敲侧击，但是在亚洲却采取攻势。美国在欧洲通过资本输入扶植德国经济复兴和通过《道威斯计划》帮助德国赖掉对英法等国的赔款；在亚洲则极力拆散英日同盟，避免英日两国联合起来排斥自己。美国通过1921年《四国公约》给英日同盟安排下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而且在1922年在《海军军备条约》中，争取到了美国海军与英国保持同等标准的地位，事实上在军事上提前准备介入下一场大战。失去了英日同盟的约束，日本与英国的矛盾迅速表面化。由于英国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树大根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一时不能彻底动摇，美国很高兴地看到日本损害英国的利益而大力支持。而一旦看到利用日本横扫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势力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便釜底抽薪地对日本进行全面禁运，以断绝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果然，日本在战线全面拉开后，骑虎难下，其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了日本持久战的能力。

与英国屡次借口英帝国自治领反对英国介入东欧纠纷，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却不提供替代方案（英国所指望的替代方案就是一厢情愿地唆使希特勒首先进攻苏联，最后两败俱伤）一样，美国虽然不是英国的盟国，对英国也不承担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义务，但每次总是不失时机地打乱英国的总体战略，为的是把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推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最终美国的战略盘算在《大西洋宪章》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设法保证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并获得世界原料资源”。英国对美国承诺在战后放弃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为美国的势力扩张扫清道路，号称绝不给大英帝国当清算者的丘吉尔不得不在大英帝国的死缓判决书上签字画押。

苏联外交：胸有城府，步步为营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叫嚣要征服和奴役东方斯拉夫人，夺取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建立第三帝国的战争；美英则极力怂恿希特勒首先向苏联开刀；德、日、意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苏联面临着两面夹击的态势；这一切苏联领袖斯大林可谓是了如指掌，不抱任何幻想。作为二十世纪的黎塞留和俾斯麦，斯大林一方面抓紧整肃国内，防止国内出现“第五纵队”；一方面试探性的加入法国为首的反德国阵营。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家联盟组织，1935年苏联与法国签订了《苏法互助公约》。

外交上的接近只是形式，要有效地反对希特勒德国必须有相应的军事安排。慕尼黑危机后，英法开始与苏联进行了军事谈判。但是，从1939年4月开始，英法尤其是英国在与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系列谈判中虚与委蛇，只能加深斯大林的疑虑——法国是否有推行自主外交的能力？英国是否有诚意与苏联进行全面有效的军事合作以反对希特勒德国？英国是否打算牺牲东欧国家来换取希特勒首先进攻苏联（这一点斯大林的怀疑是正确的）？因此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使苏联置身事外，免遭德国的第一波攻势，为本国保有最大限度的外交行动自由权，从而在最有利的时刻出手，斯大林果断地决定双管齐下，同时与希特勒德国进行势力范围谈判，为苏联争取战争的空间与时间缓冲。1939年8月，苏德两国经过利益交换，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斯大林如法炮制，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至此，斯大林已经昭示各大国——在英法与德意日两个集团的斗争中，苏联已经完全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任何国家想挑动苏联为其火中取栗都是徒劳的。在二战前各大国的政治家中，只有斯大林才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完全以现实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

斯大林在二战前的外交政策的关键性错误在于，他把希特勒当成和他一样的，是那种精于评估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冷酷无情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他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的种种微妙暗示——允许苏联后方进行军事演习和进行战略工业大搬迁，却不允许前线进入临战状态，表明苏联有保卫自身免遭德国侵略的实力，但是绝对无意主动与德国开战；与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一一断绝外交关系，表明苏联正式承认德国的征服成果而无意干涉——能够心领神会，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对应的回馈和正常的反应。那就是承认苏联的向东扩张的成果如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等；冷静地评估苏联的强大实力，从而在没有把英国拿下来之前，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老老实实地坐下来与苏联进行利益上的讨价还价。

在不久前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的这些外交特点或者说缺陷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小心翼翼地扩大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但一直限制着西班牙共产党把西班牙共和国变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政权，而宁愿维持着一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从而阻碍了西班牙共产党以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来动员人民来消灭反革命势力和抵抗德意法西斯的侵略。他这样做是为了向西方国家表白，苏联的当务之急是联合西方国家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推动世界革命。苏联更无意以发动世界革命的方式，来单枪匹马地反对法西斯（事实上这也缓不济急）。几年后，在二战正酣期间，斯大林解散进行世界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也是同样的战略考虑。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斯大林忘记了希特勒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一辈子以艺术家自诩，本质上是个赌棍兼神棍，一贯不按常理出牌，最擅长的就是异想天开。当然，政治现实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一般都能够弥补，而政治浪漫主义者不管能够获得多少成功，却经不起一次失败。希特勒的冒险，斯大林的胜利，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