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一个有趣的中国历史怪现象，当年抗战爆发前，一些豪情万丈的所谓“爱国人士”，其后常常“堕落”成真正的“汉奸”，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且似乎隐有必然的联系。

对“西安事变”过程的介绍，想必很多人看过，当时千古草包张学良身边聚集着一帮所谓“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他们对从东北三省无抵抗退出，以及在陕北国共争夺战中损兵折将的困境非常怨恨。在当时西安学潮以及一些地下组织的鼓动下，这些东北军“少壮派”里的年轻“爱国将领”，对指挥和压制他们的高级将领们常心怀对立，示以自己爱国抗日为首任，而且非常激昂。

这些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的首领，为孙鸣九、应德田、白凤翔等人。当时，他们把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逼中央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当“西安事变”爆发当日，正是身为张学良的警卫队队长、时年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兵变士兵的汽车，开到委员长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官邸，并在山上”逮捕“蒋委员长，为此，孙等人在当时的全国名噪一时。

“西安事变”后，因“种种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张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们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蒋委员长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中原东北军中级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中共武装。

而那些领头的“少壮派爱国将领”，尤其是那位“勇擒”“攘外必先安内”、“投降派”的蒋委员长的“青年英雄”、“爱国义士”孙鸣九的下落如何呢？所有历史教科书以及一般历史书籍中均没有提及，好象从人间蒸发了。

有必要先介绍介绍孙鸣九及其一干人等在抗战爆发前的人生背景及所为:

孙铭九，又名孙铭久（孙1949年后曾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据他介绍，他原名本叫“孙明久”，后来去日本改为“铭久”，1949年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聘书上写成“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来，直到寿终正寝），1909年生于辽宁，1927年结交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后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

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张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汉奸人物。而当时，他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张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实质是子虚乌有的蒋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据说张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记录下来，云云。

张学良联共，左手是孙铭九、应德田一干人，右手则是67军军长王以哲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工作，结果就通过王以哲为张建立与陕北红军的直接联系。王以哲配合胡宗南进攻时，故意迟滞行动，误导友军孤军深入，背后却将行动计划、友军位置通报红军，致使胡的两个营被包围。尔后当被围部队求援时，王关闭电台，假装电台故障，坐视此二营被歼。

西安事变，张学良逮到蒋委员长后，蒋对张某直言道:你今天犯上作乱，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法你的榜样，对你也玩这一手吗？张当时被“胜利”和“荣誉”冲昏头脑，大有不以为然之态，不料蒋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一回，不是应在草包司令张学良身上，而是应在张去南京后留在西安的东北军首长人物身上，下手的还是孙铭九一干人等。

却说张学良在良心发现后，执意要护送蒋委员长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际负责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劝告下，决定对中央政府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以避免爆发内战。不料此举惹怒抗日同志会应德田、孙铭九一干人等。1937年2月2日，他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枪杀王以哲军长等人，何柱国则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公馆而幸免于难。

于文俊举枪对上司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身中9枪悲惨毙命。于就是孙铭九所派遣，就象几个月前张学良派孙铭九华清池捉国家领袖一样，孙派于杀东北军领袖王以哲。

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中央政府，服从中央调遣命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而被枪毙处决。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千古草包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坟墓。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统一局面逐渐形成，根据中共会议精神，为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中共方面不愿再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陕甘宁边区。

孙铭九先是秘密躲入天津外国租界内，后又南逃躲进上海的外国租界内，再后来，抗战爆发后，他直接干脆地投靠汪精卫南京政府，做一名“顶点立地”的汉奸，完全丧失一个中国人的人格。

根据汉奸应德田在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因功升任”山东任汪记保安副司令，还曾经到东北军部队去策反，拉拢他们投日伪当汉奸。期间，应德田曾迫于生计，一度投靠他的属下，任职为河南伪教育厅长。

抗战结束时，孙鸣九又向国民政府投降，加入政府军队。并于一九四五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政府熊式辉委派的先遣大队，成为一个活动于东北的大特务，曾经带队占领宾县，并意图谋杀中共领导人陈云，后被共军俘虏送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李兆麟投降。

50年代，当年西安事变中的一些军师长们，后来在国民政府里均有一官半职，而真正的“英雄”应德田、孙铭九却受到国民党、中共政权审查。当年的应厅长很不服气，在交代材料中辩解说:

“……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这段话里，满腹满腔的委屈，似乎他们做民族汉奸还很有理由。

所谓“爱国义士”，不过如此。其实，对抗日嚷嚷最起劲的往往都是汉奸，汪精卫是一个典型。

参与“西安事变”捉蒋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为数不少。比如千古草包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不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先后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只有一个刘桂五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本人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依然投靠日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而当年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军民与日本人战斗，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

孙铭九的下场如何？

这样一个铁杆汉奸，居然逃过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建国后两次对汉奸的清算，以及“镇反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风暴。改革开放后，他居然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居然还活到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近代风行的“实用主义”的一名经典受益者。

1990年，孙曾接受日本NHK访问。节目里，汉奸铭九在老迈之年，并不安份，又重新干起老本行，亵渎领袖、扭曲历史，他无耻地与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一齐，就谁在华清池抓到领袖蒋介石一事激烈辩论，也就是“争功”，最后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令人哑然失笑（张学良有两个卫队营，分别是一营、二营，一营营长是王玉瓒是上校，二营营长是孙铭九上校）。一个铁杆汉奸能如此长寿，还在毙命前继续“工作”，做到这份上，在中国汉奸历史上已是千古一人了。

另外，那个苗剑秋开始投了戴笠当一名军统特工，后来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也做了一名汉奸。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人还在日本岛内大骂中共，并且到处奔走传播投降有理的谬论，是个十足的死硬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