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和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发生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本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而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到了1978年以后。”

毫无疑问，当中国走对路，补课也能造就奇迹。【查看详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提到：“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

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才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查看详细】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表示，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奇迹，但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奇迹，制度能改变才是真正的奇迹。“1978—1992年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中国从等级制度、论资排辈，过渡到私有财产、资产排列制度。”张五常说，当年中国经济是从零开始，发展得很快，每年增长50%是没问题的，因为转变了制度。“2002年农民收入增加，中国贫富分化急速收缩，之后的三四年间，等了几千年的‘农转工’逐步实现，大概75%的农民已经转工，这是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又是世界一大奇迹。”【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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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够进入到对能力回报最高的政府部门，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大量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采取的以上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查看详细】

经过1989-1991年的曲折和辩论，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的内容。

这样，政府职能和国有经济定位的界定，成为1980年代形成改革目标模式模糊之处。这种模糊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20-21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就经常成为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查看详细】

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到世纪之交达成了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第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大体说来，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发育要早一些，到90年代初期，统一的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稍晚一步。资本市场的形成则更晚一些。总之，到21世纪初期，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已初步建立。它们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搭建起来，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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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查看详细】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

到90年代末期，出乱子迹象越来越多。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这时的“兼顾”终于有了些实质内容。

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社会政策的背景，它只能说明，社会政策迟早会出现，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政策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社会政策不是政府表表态就算数的，每项社会政策都需要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撑。没有财政资金支撑的社会政策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另外，政治学里通常讲政策的“惯性”，政策的“路径依赖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决不是几个领导人拍拍脑瓜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查看详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兼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李培林告诉记者：广义社会政策包括阶级阶层、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反贫困、环保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多调整变化。实际上，作为改革的序幕或者说真正的起点，是放弃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以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围绕着“拨乱反正”对阶级阶层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

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人口制度、扶贫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都起到了重构中国社会的作用。【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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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基本形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居民收入增长形势最好、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近日指出。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带动下，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改善。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9倍，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1倍，年均实际增长7.1%；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0倍，年均实际增长6.9%。 【查看详细】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以及就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与成绩，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作为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点以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的逐渐改变为表征，所以，我们不妨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现成名称，将这个转折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完成，而是标志着一个制度变迁的新阶段的来临，并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的选择等提出的新的任务。【查看详细】

回顾中国人口生产及人口思潮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形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

目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及要着手处理的人口问题，已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

从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现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急剧下降。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育水平还深受国家人口政策影响而或高或低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则更多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对变小。民众的生育意愿，不因政府鼓励就会出现大幅反弹。【查看详细】

人才市场 得票数：

计划生育 得票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1年的恢复性改革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1~2000年的探索性改革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00~2006年的“做实”试点阶段，第四个阶段是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阶段。

时至今日，作为经济发展“补课”性质的制度完善，随着决策者对社会保障体制价值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人民的诉求不断展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走上了正轨，尤其是在消减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上，发挥了极为重大作用。 【查看详细】

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世界为之震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

对于个体来说，教育也是每个公民取得更好前途所必不可少的资源，而在当前制度体系下，这一资源仍为国家整体统筹，其好坏厚薄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

正如饭需要一口一口地吃，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教育体制涉及方方面面，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在方方面面的力量博弈中艰难前行，而其变化也不可谓不剧烈。在公办教育艰难转身的同时，教育办学体制，尤其是民办学校也开始在中国教育严密的政府包揽的制度中撕开一条缝隙。改革仍在继续。【查看详细】

长期以来，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经常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我国医疗卫生创造了一系列辉煌，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村和城镇的医疗服务也在这时全面展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大大增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影响以及“政事一体化”的管理，我国在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莫若说是医疗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所导致的，在基本诉求和定位上的模糊、摇摆，令中国的医改进程举步维艰，也令广大民众在懵懂间产生了种种不满的情绪。然而，事实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体制，受害者不仅是医院，长期来看，民众也将自尝恶果。【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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