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查看详细】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
到90年代末期,出乱子迹象越来越多。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这时的“兼顾”终于有了些实质内容。
社会矛盾的凸现是出现社会政策的背景,它只能说明,社会政策迟早会出现,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政策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社会政策不是政府表表态就算数的,每项社会政策都需要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撑。没有财政资金支撑的社会政策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另外,政治学里通常讲政策的“惯性”,政策的“路径依赖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决不是几个领导人拍拍脑瓜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查看详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兼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李培林告诉记者:广义社会政策包括阶级阶层、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反贫困、环保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多调整变化。实际上,作为改革的序幕或者说真正的起点,是放弃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以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围绕着“拨乱反正”对阶级阶层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
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人口制度、扶贫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都起到了重构中国社会的作用。【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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