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耐人寻味的是，把X-43A和其助推火箭一起载入高空的B-52轰炸机也是X-15研究项目中所使用的B-52轰炸机，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仍在服役的最古老的B-52轰炸机。此外，X-43A飞行器的主要技术是超高音速燃烧冲压喷气发动机。这一技术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曾应用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设计的一枚地对空导弹——“警犬号”中，并一直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

作者以对现有技术的充分应用为出发点，驳斥了“一个民族的创新决定其民族的兴衰”这一流行说法。1900年，意大利和英国贫富相差悬殊，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人均产值一举超过了英国。这一不可思议的变化甚至连意大利人自己都不知作何解释，因为他们很少获得诺贝尔奖，在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上一贯比英国少很多，在当时也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创新中心。与意大利相比，前苏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用于R&D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9%，与美国持平；与此同时，苏联从事研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科研大军。然而，长期以来，苏联被认为对现代工业没有贡献出什么新东西。对于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作者认为国家创新与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创新科技的地点并不总是其得到很好应用的地点，国家在技术使用方面几乎不需要自己民族的发明创新。现在，全球技术共享已是正常模式，每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从其他国家获得新技术。看一看自己周围的世界，问一问自己手头上东西的技术来源，我们就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因为大规模的效仿外国技术而获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本书还对技术的非理性发展提出批判，强调人们把焦点仅仅放在技术的初级阶段是多么缺乏远见，应该重视对不同技术的评价和选择。二战时，德国为了研发和生产射程仅为200公里的V-2飞弹，总共花掉5亿美元(当时的币值)。然而，全部6000枚飞弹所造成的破坏力还不及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的一次轰炸。所以，作者认为盟军应该感谢维纳·冯·布劳恩、阿尔伯特·施佩尔和阿道夫·希特勒，因为是他们极力支持飞弹的研发，才更快耗尽了德国的战争资源。而原子弹的研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战时美国共生产了4颗原子弹，由于原子弹的爆炸力并没有对准特定的目标，而是全面四射，以致其威力大为削弱，每颗原子弹的实际破坏力仅相当于500~2500吨当量的TNT，其效果与一次常规武器的攻击相仿。换句话说，每声巨响要花掉5亿美元。

大卫·艾杰顿的某些观点在当下中国找到了最好注脚。毫无疑问，有史以来，科学和技术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受到国人顶礼膜拜。自从“赛先生”被请入中国，科技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23年，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而同年爆发的那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可以说，中国始终期待以科技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种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诉求，俨然形成了一种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昔日被斥为奇技淫巧的东西，现在已经逐步幻化为救世主的角色，并登堂入室，走上神坛。我们对科技始终有着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倾向，创新成为时代美学，追新逐变成为时代潮流。

我们处在一个“四大发明”遗产被消解殆尽、而新的重要发明却没有如期到来的年代。炮仗与神七齐飞，烛光共LED一色，马车与混合动力汽车一起行进在长安街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中国并行不悖。黑格尔把因果关系倒过来说，存在的便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姑且把它归因于特殊的国情。社会一方面日新月异，一方面又毫无变化，很多生产工具还属于前现代社会。但是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又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填平了距离；给人以幻想，以为分享了新技术就分享了现代化。也许我们所谓的新技术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简陋投影罢了。大卫·艾杰顿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新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将现有技术发扬光大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