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的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圣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药”，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