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之世因为仍处于“小冰河”灾害周期之中，加以战事、海禁等其他因素，有些经济史家已经看出这是明清六百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康熙萧条”一语，原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吴承明先生在《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文中力赞此说，认为他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概括的“17世纪市场危机”过于笼统，岸本美绪称之为“康熙萧条”较为恰当。先生上述两文均收入氏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姚氏生而不幸，遭逢其时，有特殊的一面。但在江南，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每看到国外有的研究者不计各种干扰收成的变量因素，选取稻、花收成好的数字作为初始数据，像模像样地以现代数理推算该地区棉花、水稻的生产规模，乃至GDP与人均收入，用以证明江南之富足，总觉得他们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太少体贴的了解，有些异想天开。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

姚氏完全从平民生活感受出发，政治上的利害观察比较实际，较少意识形态偏见，也是一大特点。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黎庶困苦，蠲免若干年钱粮，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不许官吏随从扰民，颇为感动。他把从衙门朋友那里听来的，二十八年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铺陈得有滋有味，比官方记载多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并称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康熙朝有清官，在历史上是出名的。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汤斌两位总督、巡抚，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百姓哀悼或挽留的场面，均笔带感情，不吝篇幅。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也有议论。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获知一件冤案，即差中央司法、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案情终得告白。姚氏记曰:“此一事连累抚院、按察使、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霍县公、兵道、按察司等，俱大费周折，看来做官也不是容易”，流露出对贪官污吏遭惩处的高兴情状。这些情节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饬吏治，确实用心用力，民间盼望政治清明之心，也真实而急切。

但从姚氏36岁后康熙年间的经历来看，我们也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种严峻: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鲜明。有一事值得在此说明。康熙三十三年，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此人，无论是康熙帝或是现代史家，都极赞他为“好官”，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异，可补史料之阙。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犒赏、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县中费银5000两。海关官特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摆酒于船内，演戏饮酒而去，礼金亦费500两。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作用如此，做到两省总督，下僚送礼，一概全收，贪婪极矣。自称文正公之后，岂料文正公之子孙，有如是不肖哉！”

姚氏在康熙年间一度做过胥吏，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许多朋友，消息灵通，见识了23个知县或代理知县，除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平庸者不计外，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二十五年任上的史彩。

离任时，绅民一路送别，百姓无不嗟叹涕泣，史公亦哭。姚氏点评:“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去官者，满县人如失父母，做人得上进，必该如此。”与之相比，却有八至九个知县，都是以贪婪卑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对他们追比钱粮的凶狠与刻剥百姓的苛酷，鞭挞不假宽贷。

例如康熙十一年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异常，打人不论年龄大小，概必四十。康熙十四年，陈之佐因有贪污漕粮之嫌，被疏题革职。陈妻贪上海华丽，教训其男人:“这里不做官，你想到哪里去？”于是陈知县遂将平日刻剥来的银子，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还伪称上头已经同意其留任，死赖着不肯走。姚氏点评曰:“可笑，可笑！”最可恶者，在姚氏笔下应数康熙三十二年到任的陈善，为官最为不善，而且正因为有前面说到的范承勋撑腰，坏事做绝。康熙三十三年，陈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非常之酷，值农忙之际，差人如狼似虎，每区数批，耗费民间什物银钱无数。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人，飘没房屋无数。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比400人。七月，终于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于是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上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说也枉然。”【“拆欠”，指将历年所欠钱粮催交上来后，不照常规原封收存，私拆后入其囊中。“淋尖”，原为收粮吏胥刻剥的惯用伎俩，上交稻谷必须高出斛平面，然后用板一拖，拖出的稻谷，积少成多，数量不菲。】

康熙三十六年，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众人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拆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花园建筑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十分惊人。事后陈知县破费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全，总督差人调查，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至于陈知县暗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姚氏对陈知县的鉴定简洁明快:真白日之强盗，万姓之仇敌也。陈知县没有倒台，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似乎有意效法获麟绝笔，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

天高皇帝远，靠一人之英明，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康熙时期基层有种种黑暗，英主耳目失灵，鞭长莫及，也合旧体制一般情势之常。今天的史家，包括喜欢编皇帝戏的作家，遇到这类事情，应该多一份心思，尽量搜索得全面些，不致将历史上的“好皇帝”描写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形势良好，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重点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历年记》的展示，只是一个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转变会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