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后的中国外交形象

因为中国无法凭本身的力量取胜，只有更希望获得友邦同情。当国军由上海以北向苏州河南撤退时，有所谓“八百壮士”，原为第88师524团之一营，由团副谢晋元率领占领四行仓库，表示死战到底，结果在敌后单独作战4日后，奉蒋命令退入租界。蒋当时日记云:“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战，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之敬意，此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1937年10月27日)

直到不久之前各人回忆录问世，读者方获悉此“孤军”系蒋亲自指派，其目的在将中国抗战精神表扬于国外，并在九国公约签字国集会于比京布鲁塞尔时，引起国际注意。初拟留置闸北者，尚不止此一营，而为第88师全师，只因师长孙元良反对作此无益牺牲而罢。谢营作战4日后死37人，蒋亦改变心肠，命令其缴械退入租界。当时记入日记:“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团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1937年10月30日)此语证实各人回忆录之所述。

蒋及国民党之宣传政策过度炫耀，尤至抗战后期所说不能兑现，仍以一己之设想与希望，当作业已构成之事实，曾引起外界极端反感，我们以后当再提及。可是在1930年间，此同一政策却曾产生实际效果。涂克门书中称上海战役为“自1918年突破兴登堡防线之后全世界经历到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她又叙述着:

上海的防御战使全世界意识到中国“之存在”。一幅最富于人性的战争图片乃是一条无人的街道经过爆炸之后一个婴孩坐在(电车)轨道之间哭泣。新闻记者麋集在这戏剧之前。一天两次又有中国政府举行的新闻报导将出许多英勇流血与惨痛的故事。中国被视为为民主而作战，其代表人物则为意志坚决的委员长和他出奇漂亮毫不畏惧受过美国教育的夫人。美国认为中国意志坚决，众志成城。这印象一经接受就已固定，不受从上海撤退时军事失策的影响，也不受空军犯大错的影响(此指企图炸日军舰时弹落租界死伤平民多人)……

此文结尾处带讽刺性质，已意味到美国人日后认为被骗之由来。但全段则表示，绪战时蒋确已在世人心目中造成良好印象。当日美国民意测验，同情中国者74%，同情日本者只2%。涂文中提及各人印象初入为主，事诚有之，中国纵有差失亦能掩饰带过，但在背景上国军之表现慷慨激昂，具有实质。此初期印象，不足以立即改变各国对华政策。只是有此印象，在日后该笔昂政策方为可能。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所编《对日抗战时期重要史料》，容纳了淞沪战事期间蒋介石所亲昵的缄电，并附有经过他过目的报告等共73件。这批文书，补日记之不足，可以看出蒋主持战事之真情实况。它们证实蒋经常干预机徴，甚至积参谋业务之文牍于统帅几案之上。其流弊所及，不仅可以使下属职责不明，而且足因衙门机关官僚习惯偾事。例如从这些文件看出:日军可能登陆于浙东海岸，太湖内之舟艇可能对作战有用，均曾一度在事前提及，但以后即无下文，终至纸上文章轻轻带过，日后战场上之将士即须付出代价，接受疏忽之后果。

可能如此互不衔接之事重见迭出，则又使我们猛省，此中弊病可能尚不只蒋之个人作风。如果国军并未构成一个军令统一之有机体，中国则不能在战前，即有一个类似于对方日本之大本营及参谋本部型之机构，如即有，亦不过装饰门面，纵或在“7.7”事变后，仓卒凑合如是一个机构，亦难能具备掌握局面之功能与实力，推而广之，其缺陷尚不只在军中，而是国家与社会尚未具备对外全面作战之技术能力，亦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只能在到达后，由统帅指令分属于战斗序列。补充兵之征集，除由将及时以行政院长之身分手令各省主席在保安团队中每省抽调五千人外，又责成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大城市招募。特种兵训练，在战前即由各特种兵学校如工兵学校、炮兵学校、交辎学校主持。蒋则兼任所有各该学校校长。至此由他手令各校教育长派遣所属。刚作战不久，从德国购得一部器材开始到达，有如二公分之高射炮60门，已由蒋手令区处。此外电话线之架设、预备阵地之构筑、得力官兵之犒赏奖勉、尸体之掩埋，均有统帅亲自指示。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北京集会时，中国代表团之发言态度由蒋授意，此不仅因蒋介石兼行政院长，而且和战之关键又尽在掌握也。沪战刚开火，有英军一营从海外开来，拟进入有公共租界，亦须候蒋批可。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时宋子文则为资源委员会之副委员长，而又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身分，在上海外滩置有写字间，所购麻袋可以朝发夕至也。

又在沪战期间，国军发觉探照灯之重要，于是由蒋电令另一姻兄孔祥熙购买。此时孔征以庆祝英王加冕特使之名义，游说于欧洲各国，筹商借款，兹项器材不难迅速取得。

只是类是公事私办之方式可以了无止境。以后在武汉作战期间，蒋又发出以下一电:

香港。中央银行恐秘书令侃:昭转三姨母，兄今到洛阳，约下星期二回汉。现在急需步枪三十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自来得手枪三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重机枪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每炮配弹二千发；三生的7口径战车防御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请在港设法购办为盼。兄中正。寒午机洛(1938年1月14日)

此电已同样的发至孔祥熙。孔令侃之三姨母，即蒋宋美龄，时以养伤名义在港。值得注意的，采购单所列军火非万吨莫办。须火车数十列载运，价值数千万。在当日均为令人咋舌之事，而蒋以乡人进城托买衣饰鞋袜之姿态，通过家人行之。除非此电有意将内情外泄对敌威吓，应由历史家查考所需是否购得、如何付款交货。我们可以推断者，则历史家发现德国档案中孔祥熙谀颂纳粹缄件，涂克门谓大宗中国政府公款转入孔令侃私人账户，似皆与采购军火有关。其症结则是，统帅权由蒋人身掌握，人身财政与人身外交与之配合亦事势必然。

（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