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替蒋介石一一解说，而且蒋介石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也用不着后人为之解脱。况且以上之缕述，有些确是蒋氏过失，由他自己承认。比如淞沪之战约一年后，他在南岳军事会议即提出:“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将士受了莫大的牺牲，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1938年11月28日)

其实所述错误不止于战场上之部署，而且及于对地方可能采用之行动估计过低，他于8月23日将龙华及松江的部队抽调至沪西，此兵力亦不足抵御敌方以海空支持构成三个师团之强行登陆，看来他的错误仍是未曾预期敌方立即动员及于预备役，即德顾问法肯豪森亦陷于同样的错误，以为侧翼登陆无非佯动，前已言之。

有时对方之企图亦无从全部判明。日方资料称，杭州湾登陆时仍只准备进展之苏州、嘉兴以东之线。但12月1日参谋本部发下“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引起近卫(首相)及米内(海相)之愤慨。其实日本部队已在发令前向南京进发，战后近卫文麿称其本人仅能在阅报时获悉日军出处。所以蒋介石未能预筹对策亦不足为异。李宗仁云，他在第一次在南京谒蒋，时在10月13日，蒋精神饱满，时作豪语，声称“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系对方尚未将事件高度扩大时之姿态。

当日蒋仓皇集结之中国部队，亦不能由他一已作战略上及战术上至当之区处。我们如果先以为所谓国军在开战时，即为军令与军政整齐划一之兵团与部队，实为莫大之错误。我们从现实的眼光看去，只能认清现有抗战然后有国军，并非先组成国军然后抗战，将此关键前后倒置，我们才可以看出抗战实为历史上必要之阶段，通过此阶段中国才能真切的统一。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中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此时之国军实为三个五个或者更多国家仓卒组成之同盟军。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本文前提及明清帝国崩溃之后，实质中国已不成为一个国家，最初只有军阀割据，蒋因北伐而消除若干军阀势力，因中原大战而构成中央与地方力量之大平衡，因剿共军事而更将中央力量渐推及于西南。兹后因抗战而完成中国之统一。但蒋为盟主，其所代表者为中国人之一般利害(general interests)，此与各人代表各地区之特殊厉害(particular interests)者迥不相同(所以才称“不怕鲸吞而怕蚕食”)。但各人对蒋之猜忌，由于下层各种因素不易互相更换对调，亦为超过人身关系之产物。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蒋之嫡系外人称为:“Chiang's Own”，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用语粗俗，但接近于事实。

日记不及之处，我们亦可参见当日来往文书。“7.7”之后蒋致宋哲元各电，只表一不彼此企图不明，不能互信。其原因则是晋察财政依然独立，宋等不尽受中央节制。及至平津失守，宋哲元等移退保定，蒋方于7月29日“兹特先汇伙食费50万元以资接济”。因至此宋突然失去其财政税收来源，中枢不得不立即照顾也。

即在淞沪战事吃紧之际，蒋致电于汉谋电讯一则，最能表现中央与地方之实际关系，全文如次:

广州余主任勋鉴；此次抗战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半数以上，我66军以奋勇挺战牺牲甚大。中央同人同声奖赞。已调至后方整理修养，但兵员缺额太多，远道补充不易，中意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请兄准在后方加练补充师两师，其经费可有中央担任。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强，急望多派部队参战，为我党国争光，而中盼望之切固不待言矣。立覆！中正手启(1937年9月25日)

刻下无从查悉接电人之反应，但总之事关军令与动员无适当之程序可以遵循，甚至尚无省区间之协议，只得由最高统帅以私人名义央请。如此调来之部队，无法全盘计划使用，而且师与师之间编制装备训练亦不尽相同，其战法与素质亦可发生至大差异。所以，集中使用于一个狭小地区，并非全无理由。如果遂行战术上之至当，应以各省杂牌部队吸收敌之火力，控制中央军之精锐为机动部队，候敌攻击顿挫，或其能突破我第一防线防御时，从侧翼投入(此亦为半年后李宗仁在台儿庄取胜之秘诀。但蒋介石无从采用。)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过去日本军人与浪人在各地制造事件，动辄责成中国当局不得有排日拒日之言辞与态度，兹项压迫由庐山谈话而被否定，由淞沪喋血而整个被推翻，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明年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