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声辩无效，反赫鲁晓夫派被打成“反党集团”

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揭发后，才叫莫洛托夫上台发言。他沉着、冷静，尽管会场上不断大声叫喊，提出各种质问或诘难，甚至威胁要把他拉下台，他还是不乱方寸地按照既定的思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他发现有些插话与事实不符或无理时，当即纠正，有时还反唇相讥。他首先声明，苏斯洛夫对主席团会议的介绍不客观。他承认中央路线正确，但说这是“主席团集体领导的结果”。他声辩说，在主席团会议上主要是谈领导的缺点，集中谈赫鲁晓夫的缺点，因他的缺点太多引起不满。他举了大量事例，如延期偿还公债、赶上美国的口号，未经中央讨论决定就由个人发表，在作家招待会上讲“同莫洛托夫有分歧、有争论”，还说要把反对路线的作家“碾成齑粉”等等。他指出，已经有对赫鲁晓夫个人迷信的萌芽，其余的人统统一声不响，只有这一位主席团委员到处讲话，谈农业、谈工业、谈建筑业、谈财政、谈外交政策，还随便批评和议论主席团其他委员。最后，莫洛托夫也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时期的滥施镇压负有责任。

在莫洛托夫发言之后，会议基本上转入揭发批判，中间插了谢皮洛夫的交代和布尔加宁的第二次发言。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的近60人，除了几位比较了解中央内部情况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接触档案较多的鲁坚科、马林等多少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外，大部分发言者都是按照已定好的调子进行批判和表态，没有人出来为被批判者说话。

因此，这次中央全会完全是典型的苏式党内批判斗争会。在批判发言中不顾事实、不讲道理、颠倒黑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之词很多。被批判的人一切皆错，不错也错；被支持的人一切都对，不对也对。马林科夫是1939年联共十八大以后才被选人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批判者却硬说他1937年就监督内务部，与叶若夫勾结制造了大规模镇压。而对于赫鲁晓夫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连苏斯洛夫在介绍中也承认:“赫鲁晓夫有缺点，比如说有些生硬、急躁。有些讲话没有同主席团商量过，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报刊上过多地发表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贺电。”而有些发言者却说“他的缺点早都改正了”。还说“没有人像赫鲁晓夫一向对干部那样耐心了”，“他平易近人，不无缘无故地训人”，“品德高尚”，等等。

被算进“反党集团”的伏罗希洛夫的发言讲得很客观、很恳切；他一再强调，主席团多数委员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批评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小集团。

大会批判一直进行到6月28日，赫鲁晓夫最后作了一个冗长的发言，从他的角度说明了一系列事实，极尽为自己辩解、对对手攻击之能事。

最后让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作了表态发言。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承认犯了反党错误，而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中央全会的发言不客观。他坚持在主席团会议上批评赫鲁晓夫是正当的。他只承认有些宗派主义。

全会通过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决议以及给党员的信。

一场既无明确规则又无公正裁判的争斗

1957年6月下半月苏共领导层发生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是斯大林之后争夺最高领导权斗争的继续和终结。赫鲁晓夫终于把领导集团内的多数成员打倒，形成了自己的一统天下。布尔加宁当时虽被区别对待，暂时保住了职位，但在1958年初还是被清除出中央主席团，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赫鲁晓夫自己取而代之。直到1960年才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光荣退下”的伏罗希洛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电被赫鲁晓夫宣布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的今天，在阅读了《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的档案材料以后，对于这场权力斗争应如何评价呢y我们只能说，那是一场既无明确规则又无公正裁判的争斗。用党内路线斗争的观点去评论吗?赫鲁晓夫当年正是用这一传统的手法，宣布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对党的路线”的。那么，党的路线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站在维护斯大林传统路线的立场上看，还是站在坚持改革的立场上看?了解了从斯大林逝世到1957年6月这一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以后，就很难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

斯大林逝世后，是马林科夫首先宣布对内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实行和平与缓和的政策。他主张调整斯大林的传统方针，大力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赫鲁晓夫则坚持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然也抓了农业改革，但他所采取的开展荒地、扩种玉米等措施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并不比马林科夫的方针更符合苏联的实际。相比之下，莫洛托夫比较保守，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观点就有问题，但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反对党的路线，而只是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具体行动和作法有意见；特别是反对他不尊重主席团成员的意见，不遵守集体领导原则，一意孤行和蛮干的作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即使对党的某些政策或在贯彻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说成是反对党的路线。不然还有什么集体领导可言呢?

从党的组织原则上说，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要求讨论第一书记的问题，甚至要求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也不能说成是反党行为。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为了便于经常性的领导工作，又设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为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核心，实际上经常代表中央做决定、发文件。书记处本来是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应接受主席团的领导，执行主席团的决定。即使是第一书记，作为主席团的成员，也应该受主席团的制约。可是赫鲁晓夫却把自己凌驾于主席团之上，并把他控制的中央书记处的地位特殊化，一直让书记处的书记主持主席团会议。在这次斗争中，他竟然依靠书记处和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战胜了主席团的多数委员。至于通过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决定，这从组织原则上说似乎完全合法，而实质上，参加这场斗争，对于大多数中央委员来说并不是自己的自觉行为，而是被赫鲁晓夫及其书记处动员甚至威逼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从会议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看，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似乎部分地失败于他们都对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负有一定责任。其实，这也是赫鲁晓夫用以克敌制胜的手法。马林科夫他们固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然而赫鲁晓夫自己就那么干净吗?在做莫斯科和乌克兰最高领导时，他同样执行了清洗和镇压的任务。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辩护，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希望从总结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历史教训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谁掌握了最大的权力；谁的手段厉害，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应该深刻思考和永远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