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亚洲，西亚和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宦官现象流行的地区，所以魏特夫曾将“中国和近东”，并列为政治宦官猖獗的两大区域。《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推测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法典》里所提到的称为“季塞奎姆”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宦官。如果这个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西亚最早的宦官应当出现在公元前12至15世纪之间。

到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到，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庭人的宦官制度的。”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阿拉伯后宫佳丽之多，我们从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略窥一斑。希提同时推断出，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另外，据有关的史书介绍说，当时的白人太监，称为塞拉里克(Selamlik)。还有大约600～800名黑人太监，掌管着后宫后妃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丧失了性功能，得以和嫔妃们接触。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

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我们从玄奘西行记载中就能大致体察到这一现象。

印度的宦官一直延续近现代，至20世纪90 年代初，印度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尚存约10万阉宦，他们拥有数世纪前遗留下的特权，可以乘坐车辆不付车钱等。

中国周边国家中，古代朝鲜和古代越南，也曾出现宦官现象。

中国元朝时有两名载入史册《元史·宦官传》的名阉，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来即高丽宦官，他和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来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胶固”，后来受到皇帝宠信，成为元顺帝时的权阉，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从小就被掠卖到中国内地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安南” (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边地区)不断用兵，许多越南小孩作为战争俘虏被进贡到内地阉为宦官。明成祖朱棣时，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为建设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还不止一次向高丽、安南王朝索要进贡阉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越南、朝鲜的宦官群体，使得他们不断壮大。《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鲜索要宦官200 名，朝鲜宦官现象也可见一斑。

中国最早的阉宦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的古史中，曾有过各式各样的对宦官的称唤。例如，寺人、奄人、阉人、宦者、中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在这些众多的名称中，寺人、奄人是史书上最早可以见到的，而在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有姓名的宦官，也是冠以“寺人”头衔的。

古书上所能道出姓氏的最早一位宦官是寺人孟子，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他本来是《诗经·小雅》中《巷伯》篇的作者。据史家考证，孟子(此处所说的不是战国时儒家代表孟轲)本来是个士人，因为受到谗言而被国君处了宫刑，因而成为了“寺人”。毫无疑问的是，孟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陋室而心忧天下，身受宫刑而志向不改。因为据考证，《巷伯》这首诗就是作者为讥刺周幽王而写，诗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之句，便是明证。周幽王是西周末代昏君，大好江山败亡在他的手上，他和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笑谈。已成为刑余“寺人”的孟子，还给周幽王作诗上书，忧国忧民，足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古代儒风盛行的孝悌时代，时人和后人仍尊称他为“子”，并不因他受过宫刑而藐视其人。

继寺人孟子以后的几位早期宦官，也是挂着“寺人”头衔的，不过这已经到春秋五霸的时期了。春秋时期留名的宦官有寺人费、寺人貂和寺人披。寺人费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初的齐国。齐襄公年间，当时贵族公孙无知想阴谋篡夺齐襄公的王位。而寺人费在一次服侍襄公田猎时，不小心使襄公坠车，脚受伤，因而挨了襄公鞭责，心存怨恨。公孙无知企图借此事，拉寺人费一同参与宫廷兵变。但是，寺人费表面上同意站在公孙无知一边参加兵变，实际上偷偷跑回齐宫，把齐襄公暗藏起来，想使齐襄公免遭一场灾祸。因为势孤人单，齐襄公最终被叛军杀害，寺人费也在抵抗叛军中英勇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