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言外之意，是说张爱玲的写作态度冷漠、自我，不关心他人疾苦。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在这个意义上，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和鲁迅所不同的是，“她不开（药）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此外他对鲁迅的评价，也相当透僻。他说:“时代的阴暗给于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胡兰成对鲁迅，一直是很景仰的。他二十几岁在广西，曾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后来他到南京时，恭恭敬敬给鲁迅寄去了一本。此事，《鲁迅日记》1933年4月1日有记载:“得胡兰成由南京寄赠之《西江上》一本。”

胡兰成后来在给台湾作家朱西宁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我乃想起战时在上海许广平对我说的一节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不懂。’”（见朱天文《花忆前身&#8226；忏情之书》）

这话不是泛泛之论。由此，有学者认为胡兰成极有可能见过鲁迅（见刘铮《胡兰成交游考》）。

比较诡异的是，他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三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四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持不同政见”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这样做，是想以此为将来铺垫一条后路。

在南京期间，有人曾去过胡宅，见到胡、张两人一同打网球归来，此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张爱玲“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钟灵的活力。”（古之红《往事哪堪回味》）

这个印象，当然不错。这一年的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的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没想到对色彩的偏爱也有遗传。”（《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四天内一销而空。九月份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弢、董乐山、施济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名声如日中天，就鼓动张子静去找他姐姐索稿。

张爱玲听弟弟讲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又略有些歉意，随手拿了一张她自己画的素描，交给弟弟，允许他拿去做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