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2009年05月14日 11:00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

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

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

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

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

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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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穆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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