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徽宗的昏庸奢侈导致朝政黑暗，而宋王朝的“积弱积贫”也达到了顶峰，人民生活艰难，所以起义不断，这些人还列出方腊、宋江等著名起义来作为证据。但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徽宗朝有一些起义不是因为“贫弱”，相反，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这恰恰是经济发达的表现，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也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这些问题还会在后文详细讲到。宋徽宗的主要问题在于打破了宋朝原有的权力制衡体系，造成了朝廷的决策机制严重退化。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官吏、人民是三个自然存在的、相互制衡的权力主体，而按照宋朝的组织结构设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皇帝、宰执、台谏三个权力主体又相互制衡。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几何结构，这种三方权力制衡的方式最容易达到稳定。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不正确、不理智的决策都容易被另外两方联合否决，以此保障朝廷决策符合事理。但如果其中两方联合起来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压制住第三方，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独裁专制，联合方的错误决策就很可能通过。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本身很小，宋徽宗这个思维方式很有问题的人恰恰就给遇上了！

宋徽宗本身不适合当皇帝，他的决策很难说正确，但是如果宰执和台谏都负起责任来，监督他的行为，纠正他的错误，朝政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下去。然而不幸的是，经过神宗、哲宗朝的“新旧党争”，宋朝的官员队伍元气大伤，那些抛弃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专以投机钻营以求上进的“新党”充斥着朝廷，其中一个非常投徽宗之所好的大奸臣蔡京崛起了。

蔡京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的哥哥，属于新党骨干，而除了新党共同的专长外，他恰恰又有一门别人不能具备的才能:高超的书法艺术。抛开他的奸臣事迹不谈，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抹杀，甚至有人认为“宋书四大家”中的“蔡”既指蔡襄，也指蔡京，蔡京的成就确实也不低于蔡襄。政治上他又是新党的骨干，这样的人当然深得徽宗赏识，徽宗尚未亲政就力保其为宰相，共任17年宰执，堪称徽宗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蔡京仰赖徽宗对他的私人欣赏，权位超过了其他新党的老上级。他作为宰相，对皇帝无条件依顺，沆瀣一气，极大的破坏了宋朝多年来形成的三方制衡的分权体系。皇帝和宰执结为一体，压倒了台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整个官员队伍和人民百姓，形成了事实上的集权专制，监督制约降到了最低程度。当然，如果他们俩只是一般的昏君和奸臣还好说，他们死了以后下一朝不太可能又遇到这么无敌的君相组合，朝政有望恢复正常，而更可怕的在于:他是个艺术家。

艺术家中不乏神经质，“宋书四大家”中蔡襄、苏轼和黄庭坚时代较早，而和徽宗同时代的米芾，与徽宗的私交更胜蔡京。但是此艺术家品行过于不羁，自号“米癫”，经常公开表演诸如把砚台当成自己的脑袋、在大街上抓住人家的石头结拜兄弟之类的行为艺术，确实不可能入朝为官。

事实上宋徽宗本人也是身不由己被推上了皇位，不然很可能四十岁左右，艺术气质臻于化境，也会和米芾一起上街去当疯子。宋徽宗的艺术家气质同样也贯穿到了他的治国理念中，试想如果有一位韩琦这样的贤相，一定也能监督他不要乱来。可惜满朝都是蔡京、曾布、吕惠卿这些家伙，那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大家都一起来胡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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