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关于为参加所谓的“医生谋杀案”的人员平反的报告，指出这一案件完全是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侦讯局长留明恶意捏造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原则性，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变成留明的尾巴。4月3日，中央主席团讨论了这一报告并通过决议：1.释放因“医生谋杀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属并为其彻底平反；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医生案件公开平反通告是又一枚震撼人心的炸弹。

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贝利亚下达命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取消监狱里对犯人采取体罚措施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这期间，贝利亚还向主席团提出关于“明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案件、前空军司令员沙胡林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诺维科夫案件、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炮兵管理局长和炮兵上将沃尔科特鲁边科等重大案件的平反报告。主席团根据这些报告都作出了相应的平反决议。

从4月下旬开始，贝利亚开始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斯大林时期的另一重大问题———民族政策上的错误。1939－1940年，苏联兼并了原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占领了一战后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那里用暴力推行农业集体化，逮捕和镇压了大批反抗者。从5月26日起，贝利亚相继向主席团提出报告，批评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他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建设项目；支持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较自由的经济政策。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提出改善同一些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1953年夏天，民主德国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了提高劳动定额的措施，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群众性的抗议示威，发生动乱。贝利亚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

这就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中和后来在批判贝利亚的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在斯大林死后的114天中与贝利亚有关的主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