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论语》对赵普治天下的功业，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纵观赵普一生的功业，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二是提出了抑制武臣的建议。

赵普在宋朝被视为“开国元勋”，而宋朝的所谓“开国”，说起来简直就像一场儿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了。赵匡胤的得势，大宋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时，赵普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谓掌书记，无非是个幕僚，负责军中一些文书起草事宜，地位既不高，实权更是谈不上。可发动政变的将领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却一同来向赵普请教，赵普当仁不让，与将领谈条件，他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最后拍板:

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埙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正需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唯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件谋取皇权的大事，就这样由赵普几句话就决定下来。于是，出兵御敌的事抛到一边，数十万大军又原路折回。当赵匡胤从小皇帝柴宗训手中接过“禅让”的帝位后，契丹的大军也不南下了，北汉的士兵也不应合了，边境也不告警了，“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由着赵匡胤从从容容地去打理他的这个新王朝的事宜。

看来，所谓契丹南侵，所谓军中鼓噪，一切都是精心预谋，没准加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件黄袍，也是事前准备好了的。赵普所谓“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指的主要也就是这件事情。赵普也因此被视为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功参缔造，业茂经纶”，“建邦元辅，命世伟才”。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任命赵普为宰相时的这些褒赞之词，都表明了这场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及指挥者就是赵普。

但这一切，不但与《论语》没什么关系，简直就是对《论语》的反叛和反讽。犯上作乱，是孔子最为深恶痛绝的。《论语》开宗明义便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赵普是否孝悌，我们不得而知，赵匡胤却是可以称得上孝悌的，但赵普却将他拉上了犯上作乱的贼船，赵普就是这样活学活用《论语》的吗？

创业难，守业更难。宋朝创业倒是不算太难但是，如何守住这份家业，对大宋开国君臣来说是个考验。自从朱温篡唐（907）以来，九州大地政权林立，五十余年，竟有五代十国之多，那些称王称帝的主儿，哪个不是从刀丛箭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混世魔王？他们无知无畏，桀骜不驯，野心极大，权欲极强，什么父死子继、立嫡立长的那一套传位制度，他们一概不管，只是想乘着乱世浑水摸鱼，为自己闯出一片江山。“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后晋叛臣安重荣的这句话，道出了这帮草头王的普遍心态。近五十年来，像这种黄袍加身的事情，如果算上赵匡胤的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第六次呢？这是赵匡胤最为忧心的问题。

就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与赵普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续资治通鉴长编》）

于是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请授以他职”等建议，可以有文武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文的，便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武的呢？可就难说了，完全可能是另一次的“兔死狗烹”。朱熹将此事完全记到赵普的功劳簿上:“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却是看走了眼。从历史的记载，以及赵普此后在处理秦王廷美事件中的表现上看，我们可以断定，“杯酒释兵权”这种方式，并不就是赵普的主意，完全是赵匡胤的独断。而从赵普的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隐隐的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