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演员的问题上，李俊导演心中有自己的一盘棋。1954年，他曾到过西藏，农奴的苦难是令人震撼的，但是他们依旧那么热情和朴实，这给李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想让农奴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不仅更有意义，而且农奴演《农奴》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风格。演员出身的黄宗江也主张选用一些藏族演员，他认为农奴出身的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进行本色表演应该不成问题。

几个重大问题解决后，1963年3月，《农奴》摄制组兵分三路先到甘肃柳园汇合。月初，制片主任王永国率陈力鄂、李健最先到达柳园。李俊、韦林玉、高九龄、寇洪烈、佟翔天、赵松、流虹等主创人员随后到达。摄制组大队人马则于20日才到达柳园，三路人员集合后，就开始了穿越青藏高原的长途旅程。

开赴西藏的征程非常艰辛，他们要穿越柴达木盆地，翻跃昆仑山、唐古拉高峰，趟过沱沱河，最后才能抵达拉萨。由于沿途人烟稀少，只能在兵站休息，而兵站距离远近不等，开饭也就没了准头，大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十几天下来，摄制组吃的都是盐水炖辣白菜，见不到半点肉腥。只有到了五道梁兵站的时候，大家才解了一次馋。那天，大家饥肠辘辘，突然飘来一股香味，几名战士端了几大盘子炖肉放在桌上。摄制组人员胃口大开，一顿狼吞虎咽，他们吃了一生最难忘的炖野马肉。

一路上不仅忍饥挨饿，还要面对高原反应，经常有人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打道回府。摄制组细木工老苏就是因为体检不合格，只能中途返回北京。在穿越昆仑山的时候，摄影助理陈力鄂高原反应强烈，到了藏北地区越发厉害，全身软弱无力，缺氧严重，视觉模糊重影。见到韦林玉时，竟疑惑地问:“怎么有三个韦林玉跟我说话?”

起用周总理表扬过的藏族演员

1963年4月，几路人马全部会师拉萨，《农奴》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摄制组首先和西藏工委宣传部接上头，开始在西藏物色《农奴》演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大家把目光落在西藏话剧团上。团里有一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学员，他们的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文成公主》还在上海引起轰动，周总理也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

当时看完演出，总理表扬演员:“你们是高原话剧的种子，要在高原上生根开花。”摄制组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高兴，马上调看藏族演员的演出。

西藏话剧团团长权玉静非常重视，不几日就为藏族演员排练了三个藏语独幕戏。权玉静是汉族人，待人热情，既能说汉语又能说藏语，对于日后《农奴》的顺利拍摄起了不小的作用。

独幕戏开始了，藏族演员在台上入戏很快，李俊和副导演赵松等人坐在台下看戏。尽管大家听不懂藏语，但是感觉到藏族演员在舞台上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表演也很自然。尤其是对于藏族的生活习惯和动作，藏族演员表演起来更是格外出色真实。看完藏族演员的独幕剧，大家心中有了数，对藏族演员产生了极大信心。

对于确定男一号强巴的演员，剧组非常谨慎。这个人物是否能够站立起来，关系到整部影片的成败。李俊导演提出，这个演员应该过去曾经是个农奴，不仅外形上要高大、粗犷，而且内心必须含蓄、深沉。大家发现刚刚三十出头的旺堆再合适不过了，他除了没有装过哑巴以外，几乎和强巴的经历完全一样——旺堆的祖辈是拉萨次角林寺庄园的“属民”，他一生下来就成了小农奴。那时各种税收多如牛毛，他的童年记忆是“到年底，粮食、牛羊，几乎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抵债了，债却越欠越多。”

旺堆的人生中经历过三次逃亡，从领主家的一名农奴逃到寺庙当僧人，再脱掉袈裟在一个农场过市井生活，再逃到内地，他逃离的是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农奴制旧西藏。影片中的强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出家当过喇嘛，旺堆也在色拉寺、哲蚌寺当过喇嘛；强巴是解放军扶他上马，共产党让他开口说话，旺堆也是共产党新社会送他到西藏公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翻身做了主人。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旺堆从一名农奴变成了国家一级演员，后来又担任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

旺堆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吻合强巴的角色，而且，李俊发现旺堆的平时习作很有深度，那副浑厚的嗓音也富有表现力。唯独有一点李俊导演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影片中强巴是个装了半辈子哑巴的人，从头至尾只有一句台词，需要用眼睛来说话。单纯用眼睛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对于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都有极大的难度，而旺堆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话剧演员。李俊对旺堆还是有些没底。但一次小品训练彻底打消了他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