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联手李俊打造《农奴》

《农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黄宗江。黄宗江在中国同时代的文化人当中是一位杂家，他上过燕京大学，痴迷演剧，当过水兵，写过剧本、散文，还做过文化使者。黄宗江兄妹四人，都是文化界名人，因而自己戏称为:“卖艺黄家。”黄宗江是老大，他的弟妹是黄宗洛、黄宗汉和黄宗英。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演过《幸福狂想曲》。黄宗洛就是《茶馆》里的那个“松二爷”。黄宗汉呢，解放前十几岁就当过宣武区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文化实业家。

在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之前，黄宗江就因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扬名影坛。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后，黄宗江便开始酝酿《农奴》剧本。他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最长时间达半年，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

黄宗江在西藏感触很多，总有一种创作冲动促使他想写点什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有一天，黄宗江在西藏看一个叫《强巴的生活》的活报剧，它由当地藏族群众自己演出。戏虽然有点粗糙，却非常朴素感人。台上在演戏，台下许多观众都哭了。黄宗江从这个戏里得到启发，也汲取了力量，他决心把已经酝酿了许久的剧本写出来。

回到北京后，黄宗江开始构思剧本，但苦于找不到令人震撼的细节。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有条消息: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了，解放军立刻用飞机送他到北京抢救。黄宗江被深深地感动了，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好素材，他立即去医院采访。采访过程中，这个觉醒的农奴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开始黄宗江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个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黄宗江震撼了，在农奴制下，农奴连自己的手和脚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手脚。《农奴》就要表达这种变化，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

基本线索定下来后，黄宗江前后共写了五稿，光是剧本名字就有《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等三四个。最后，才定名为《农奴》。应该说，黄宗江创作的文学剧本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出色的基础。对话少，文学性强，银幕感强，充分体现了电影的艺术特性。

1962年，时任八一厂厂长陈播正在为筹拍国庆15周年献礼片的事而寝食不安，当他看到《农奴》电影剧本后，大喜过望，赶紧找来因为拍摄《回民支队》而出名的青年导演李俊。陈播高兴地说:“你拍过纪录片《康藏公路》，对西藏比较熟悉。我们商量决定这个片子由你来拍吧，争取成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李俊也被黄宗江的剧本感动了，产生了创作冲动。李俊和黄宗江多次交流想法，最后他们定下《农奴》的影片基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也就是尽量不让强巴说话，嘴越堵得紧，就越能凸现强巴的性格，说话分量就越重，也越具有震撼力。

李俊导演对将来的影片有了总体感受和把握后，就着手物色摄制组主创人员。李俊选择了韦林玉担任摄影，在拍摄《康藏公路》的时候两人合作就非常愉快，而且韦林玉镜头感极强，有一股拼劲。美工则选定了寇洪烈，李俊觉着寇洪烈不但业务过硬，而且聪明、工作投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合作伙伴。各路人马配备齐整后，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正式成立。

由于《农奴》是国庆献礼片，厂里从物质上也给予大力支持，胶卷可以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但是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卷，他认为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导演经过深思也同意用黑白胶卷，因为他对于平叛之前的西藏有很深的感触，那时的西藏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农奴的生活的确是黑色的，农奴的心情也是压抑沉重的，在哑巴的世界里，黑白更符合主人公强巴的个性。李俊导演支持韦林玉的选择，决定要在黑白世界里实现一种美的突破。

第一个进藏拍摄故事片的剧组

摄制组成立后，外景地的选择颇费了一番周折。开始有人提出在避暑山庄拍摄，这样既方便，又节省经费。如果去西藏则危险太大，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电影，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而且此前还没有在西藏拍故事片的先例。李俊导演默不做声，只是私下派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了一番。经过实地考察，寇洪烈觉得避暑山庄与西藏差距太大，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和风土人情在避暑山庄根本无法实现。寇洪烈是在西藏跌打滚爬过的，对西藏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论证落地有声。李俊也主张将来影片必须符合历史真实，生活细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外景地定在西藏，才会让观众感到环境的真实可信。权衡利弊，摄制组党支部决定把西藏作为《农奴》外景地，实地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