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文件来印证，就足以看出此书所写溥仪在苏联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例如1945年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获的情形，溥仪在苏期间所受到的相当优越的人道待遇，以及溥仪如何依旧在下属面前做“皇帝”、如何试图留在苏联、如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等等，书中所写和档案所录，都是吻合的。甚至溥仪说他在苏联曾经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将此话与他当年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相对照，发现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两本书。

应该说，此书所运用的形象化的写作手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写法非但不缺乏深刻性，而且能够使人在形象中感受深刻。

溥仪本人说过，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他都格外熟悉。而他的命运，应该说只是从真心接受共产党的改造那一天起，才真正得到大解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此前，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封建皇权观念的奴隶而已。经历了满清家国、北洋军国、国民党的党国和民国以及他自己做傀儡皇帝的伪国，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形式，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认识到，他原先拼命要夺回的那个皇帝宝座，不过是一只垃圾箱。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对人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有时人们可能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应当说，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曲折经历，他本人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时代以及他周围的小环境造成的。正如溥仪所总结，他在刚会跑的时候，就被抱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童年。从这时开始，他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已经无法自行选择。此后，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青春，接着认贼作父，充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如此40年的生活里，他必然地“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在这种情势下，他除了不断沉沦，是不可能跳出苦海的。

也许，溥仪与胡适的相识曾经为他的命运打上一丝转变的微光。但这丝微光，还没有让人瞥见，便倏然消逝了。胡适再差劲，也终比溥仪周遭的那批封建遗老晓得何为历史潮流、何为世界大势。而那批封建遗老，可谓个个都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但这些人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又可谓个个都是糊涂虫。例如康有为（本书附录中收了一封他写给军阀吴佩孚的信函，堪称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也能说出一通保皇的“大道理”，但就是看不清封建王朝体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已然明日黄花，大势不再。看不清这一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落个螳臂当车的反派下场而已。还有那位不惜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溥仪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早就剪掉了辫子，许多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早就穿上了西装，惟独王国维、辜鸿铭这些顶有学问的外姓人，却始终留着那条猪尾巴。这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强烈反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这本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具有“解构”的功效。他解构了封建帝王的穷极无聊，也解构了国学大师的不识时务，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相。解构完成之时，也就是解脱和解放之时。在抚顺监狱，一位伪满洲国原大臣对溥仪说：我原来忠心耿耿地崇拜你，现在才发现，原来你不过是个废物。当“废物”一词从口中冲出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失望，而是轻松。

由“废物”而成为“公民”，真正从内心得到解脱，获得所谓“人”的自由，这是溥仪历经周折后所收获的荣幸。为此，他真心感谢共产党。从共产党对他的改造以及他最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来看，此书实际上还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的暗线，那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线索。这是本书非常深刻的一点暗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从通过此书照见自我。

《我的前半生》（全本），爱新觉罗·溥仪著，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精装本，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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