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建君主到负债累累的战犯，再到自食其力，重获新生的平民……溥仪的人生经历、命运沉浮有着异乎寻常的戏剧性，他的个体遭际映照出历史的风云变幻。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历经多个版本，从1964年推出长销40余年的“定本”，直到近日出版 的“全本”，自然有着远超过一本传记的意义。书中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图景，深入触及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全本”增加的16万字内容，令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加立体、鲜活，该书也因此更具史料和文学价值。

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名著，先后印行近二百万册。在中国，它曾经引起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到普通读者的极大关注。在外国，它同样拥有众多读者（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流传），有些西方人甚至称誉它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可以这样说，让溥仪获得妇孺皆知般的国际知名度的，不是他曾经三度做皇帝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而是这部《我的前半生》。

但是，中外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读到的《我的前半生》本子，并非“全本”，而是吸收了各方人士意见的“改定本”，或称“流行本”（初版于1964年3月）。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则是听取各方人士意见之前的“原本”，又称“二稿大字本”。换言之，现在读者所看到的“全本”，是该书的原貌。

当然，所谓“原貌”，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全本”之前，还有所谓“稿本”、“灰皮本”、“一稿本”。但无论怎么说，“全本”是作者最初确定的版本。就此而言，说它是“原貌”，并不为过。

那么，“全本”的推出，是否表示原先流行的本子就可以作废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流行本不仅包含了各方人士的修改意见，也含有溥仪本人的意愿。而所谓各方人士的意见，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并不涉及所谓政治上的“忌讳”。例如老舍，就着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对书稿的写法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当然，这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史学家从历史学科的实证特点出发，觉得书稿不宜于文学性太强，而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郭沫若，则肯定了此书的“文采”。其实，这类问题见仁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总的来看，流行本与全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叙述的史实和线索也是一致的，两个本子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并行不废。

不过，依笔者的情趣，还是更喜欢“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