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成熟中央发出“双十”指示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队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

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抗活动。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

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中央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异常活跃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

“双十”指示无疑是以上述形势判断为依据的。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

运动开始声势浩大却暗藏隐忧

对此，毛泽东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那时时机不成熟，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那时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不能浪费了这个时机。

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很显然，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一些地方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搞得较大。但这却又引起了中共中央某种程度上的担心。这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肃反运动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1947年华北土改和1949年进城后一些地方发生过乱捕乱杀的现象而不得不加以纠正。因此，运动刚发动一个多月，刘少奇就开始紧急部署适度降温，又强调要注意策略。刘少奇在高干会上即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即是要有计划、有重点的去进行宣传工作。对重要案件，必须发布重要新闻，并配合以通讯、短评、社论等进行系统的报道，以一儆百。但对一般案件，则不必亦不应件件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

这个时候，运动不过刚刚开始，除北京、天津和少部分基层外，多数地区尚未真正行动起来，动员、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声势都尚未造成，毛泽东未必希望马上就来束缚各级干部的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少奇批示对自新分子不应处以死刑时，毛泽东特别将其修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处以死刑。”但建国伊始，又是同时在抗美战争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的同时，在全国几亿人口中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时也还不得不郑重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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