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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红军之所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就是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以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然而，胡宗南的部队先于红军占领了松潘一线。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总兵力达三十万人之众。
8月初，红军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由于内部矛盾再次激化，只有再次停止北上继续开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张闻天的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仍试图促使北上的红军西进川康，由此引发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他没想到这篇文章会招致陈昌浩发了脾气。陈昌浩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想“整”四方面军。毛泽东听说后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是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流域形成发展趋势。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坚持，《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
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按照《夏洮战役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8月21日，右路军进入了松潘大草地。左路军先头部队北上占领了阿坝，但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24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张国焘，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出甘南的必经之路上。8月底，走出草地的右路红军不惜一切拿下了包座，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全军迅速北进。
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
但是，左路红军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嘎曲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从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的班佑，走到嘎曲河边，左路红军已跋涉了一半的路程。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毛泽东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绝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
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个人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目前红军的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9月9日零时，张国焘给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七人回了电报，在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后，他告诉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接着，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过目。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前往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的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位于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是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9月10日凌晨刮起了大风。叶剑英带着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
凌晨四时，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9月11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了昨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了毛泽东告辞后那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我的弱点所在吧。”从一方面军交流到四方面军出任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至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走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起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第二天继续前进。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知道“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定无人可比。
两个月后，南下的红军在川西百丈关被国民党军重兵所阻，伤亡近万，张国焘只有重新北上。
（作者：武警部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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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树增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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