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部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关于教育、学习的许多论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确的治学之道、交友之道、个人修养之道吗?

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某些具体部分却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爱民、安民、养民、富民”的思想,则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学说那样,将其原来的意义加以扬弃,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运用。

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还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这些命题,当然都有孔子的阶级烙印,是从属于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借为改造使用之。

当然,讲可以批判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运用于今日,并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个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继承,用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来说的。除此之外,孔子的历史遗迹,是中国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仅1993年,曲阜就接纳游客110万人次,收入6.26亿元。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总计15年来,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以“三孔”为主的旅游业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支柱,并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当年,孔子曾周游列国,现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发展旅游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还有许多处,应当都有计划、有步骤搞起来。办孔子遗迹的旅游业,宜将经济与文化紧密相结合,赋予增长知识、启迪思想的内容,注重高格调。

实践还说明,抓紧抓好科学地研究孔子这个课题,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举行海峡两岸孔子研究学者对话会,台湾有8所大学、两家重要杂志的著名学者前来。这是大陆与台湾隔绝40多年之后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科研成果。陈立夫先生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应邀来访,但亲笔回了信,对我们“宏(弘)扬圣教,不遗余力”表示钦佩。1988年,宫达非、马仪、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会代表团出访欧洲,与对孔子、汉学有很大兴趣和一定造诣的希腊船王乐济世先生建立了联系。他除赞助10万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还捐款1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此款交农业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的接见。可见办好有关孔子的事情,能够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增进国际交往贡献力量。所以,经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生2545周年的活动,并借这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由我任会长,后由叶选平同志接了我的班。

本文摘自新近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