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当然认真去办。此后,同有关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了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