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主持了全面整顿工作。他强调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要求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还组织理论工作者有力地驳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影响极坏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规章制度是“管、卡、压”、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讲求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对外引进是“洋奴哲学”、学习科学文化是“白专道路”等谬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在可能的条件下开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国内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这本来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然而，由于整顿工作在许多方面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势力的利益，不仅遭到江青集团的强烈攻击，而且逐渐为毛泽东所不容，整顿被迫中断。但是关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探索及争论并没有结束。

十年噩梦后，我党历史使命意识的猛醒

党的中心工作发生“文革”中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

由于客观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执政党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却偏离了中心任务。这一错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以严重激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这是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同江青集团进行的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实质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为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百年历史使命而进行的一场激烈抗争。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抗争虽然受到压制，但党心民心却在凝聚。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机遇。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是当时党内历史使命意识猛醒的杰出代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10月12日，胡耀邦就让人转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期，并明确地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1977年5月，华国锋曾强调说:“把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足以影响上百万人命运甚至国家前途的报道，向全国昭示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是为了快出人才，加快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完成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李先念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示。可以说，强调“中兴伟业”和“伟大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 “文革”十年噩梦后，其历史使命意识的伟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