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

学者陈思和在论及浩然作品时写道：“浩然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的小说了。”“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然说他极力保护那些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然说过打死也没关系。”“文革”结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澜家见过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参与过一次会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作家。1979年，林斤澜在家摆了两次“团结宴”。两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

邵燕祥说：“我听说，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谓当红之时，慑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级军官，说起他的烦恼或恐惧，那位军官在室内踱步良久，问：‘你就没有一点什么病吗？’在这样的暗示下，浩然休过病假。这件传闻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浩然在特殊处境下的态度，他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不是一个恶人。”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