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正当浩然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当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仗打起来。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对共产党感恩，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练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从省报调到中央，从保定调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哗啦啦地展开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天堂进军’。那气势真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艺》的入场券，就是1957年在正义路青年团中央礼堂旁听了一次批判刘绍棠的大会。

他的感觉是“受到了教育”，“灵魂被震撼了”。

万花凋谢，一枝独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