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情造成全省受灾农田6000万亩，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以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当即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而且引发了“包产到户”。
1978年10月初，安徽省委提出了“农业十条意见”即《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不要提普及大寨县口号；不要再搞穷过渡；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进入市场，得到实惠；“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予改变；农村不能再搞政治运动，要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当省委制定并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的农村政策，对于人们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和历史偏见的束缚，对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不少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深感不安。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广播的当天，万里正在合肥。他听到广播后，说糟糕了，这跟省委“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对他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根据万里的指示，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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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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