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右)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

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赵树理下乡写不出太多东西来，回城市，作家协会也不断在内部“批判”他：批他“跟不上时代”，批他只会写“中间人物”。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老赵并非“只会写中间人物”，他写了不少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第二，写“中间人物”的确是老赵的“强项”，也是他作品中的突出特点。但“中间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对当时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强调写阶级斗争、强调写先进人物“高大全”等倾向，赵树理多次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年6月，赵树理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

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

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有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还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思想写法的意见。他说：

《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因为许多东西不能写，赵树理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拿去研究戏曲了。

“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