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中最知名的一部

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思潮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进城不久，胡乔木就批评赵树理，说他“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老赵也感到自己对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写农村更有优势，便毅然离开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较贫穷的太行山老区，继续写农村，写农民。1955年，出版了小说《三里湾》，发行近百万册。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农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赵树理看不惯，接受不了，因此他后半生没有写出更多好作品来。他说：“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他还检讨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不是“检讨”，而是赵树理自觉地抵制“左”的一套东西。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农业“卫星”一个接一个。

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没有跟“风”，而是自觉地顶住了这种歪风。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进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