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方向

讨论历史著作的语言风格，似乎是说错了话题。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历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学院式僵化的论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厌，一味追求“好看”是否就应该获得赞誉？至少我不那么觉得。我觉得历史写作最重要的是准确——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以辞害义”，是史学家大忌。杨天石的文章还没有读完，但是风格已经见识，朴实，朴实到极少使用形容词。比如在《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一文中，开头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平铺直叙，简单明了。为了验证我对杨文风格的这一判断，我随便翻到了几处我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类风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多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王的头部。”此处不写王正廷的避而不见的心理，不写王被殴后伤势如何，只是根据材料叙述事实，想来杨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谙“心史难描”的道理。而准确，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历史的第一要义。

在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先生给这套文存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指杨天石）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我想顺着金先生的这句话，探讨一下杨天石的方法，我觉得，与其拿杨天石和陈寅恪做比较，不如拿他与傅斯年做比较来得更加贴切，当代治史者深得陈寅恪三昧的，应该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茅海建，而杨天石，其学术取径无疑更贴近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号召，或者说更贴近胡适晚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理念。这种方法说来简单，在单篇文章中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能够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题目上不重复，则殊为不易。不过，可能是过于谨慎，有些文章只有材料呈现，而没有观点的展开，比如《张发奎谈南昌起义》一篇，读来令人稍觉缺憾。

纵览其书，便会为杨天石占有资料之丰而瞠目。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想，为什么是杨天石？不熟悉杨先生，不敢妄下断语。

理解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

杨天石在史学界之内的成名之作，当属《中山舰事件之谜》。那篇文章令胡乔木赞誉有加，称其为“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实杨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点。比如《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

关于孙中山“租让满洲”问题，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而杨天石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的言论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我们不妨来看看杨天石的叙述：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

我们常常说要对历史人物作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没有理解只有同情，或许只能做到为尊者讳，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这一点，我以为杨天石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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