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伤害蒋夫人，许多话不愿“直说”

查阅了大量资料，我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

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自由，难道又要回去？

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为难我们。返美之后，我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黎教授，黎君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社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

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他等不及就走了嘛。”“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到Florida去了哎！”她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

“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