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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郑培忠日记、解说：“医疗站值班，配大锅药预防流感，流脑。1975年3月18 日和19日两天的日记中，赤脚医生郑培忠曾经这样记录下自己除了看病、劳动之外的生活，其实这才是当年人数众多、医术不高的赤脚医生们更重要的工作。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针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疫情暴发便难以控制的特点，中央政府确定了以预防为主的农村卫生工作方针，此后的几十年里，赤脚医生成为这一方针责无旁贷的直接实践者。除了和城里一样，对适龄儿童进行多种疫苗的接种外，就地取材，用现有的中草药隔三岔五的熬上一锅预防药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中国乡村的集体记忆。
（许来开，1968年在云南成为赤脚医生）
大锅药靠我们自己采集，就是根据季节来的，看哪种季节发哪种病，当时中草药的防治还是有用，防流行感冒，还有防疟疾，当时疟疾还是很多的。
（刘运国，1974年在湖北成为赤脚医生）
当时药很苦，也没有糖，当时这个白糖也是非常缺少的，也很宝贵，每家过年只供应一斤糖，半斤糖，所以很多的时候，只能加一点糖精在里头，小孩才能喝。
（黄志明，1969年在湖北成为赤脚医生）
每七天要准备一批，挨家挨户去发，在田里种田的，卫生员就煮了大家喝，老人小孩子在家里的，就要在家喝。
解说：没有置身于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人，也许很难理解这种就地取材，简单炮制的大锅药到底能给农民们带来怎样的健康保障，更无法理解这种形式感极强的做法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张开宁，联合国卫生组织专家）
坦率的说，这样它的效果如果从现在从一个医学教授的角度，你肯定想，你做过试验没有，他有没有药物，你要不要做对照研究，我一连串的质问就要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给老百姓的一种安慰作用，那是非常巨大的，发药了，吃药了。
解说：“5月19日，挖厕所，晚上大队开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5月20日，早上学习，白天挖厕所。”在1975年5月里，挖厕所显然是郑培忠的主要工作之一，也许当时的他还不能真正理解天天挖厕所的意义所在。其实，除了用简单却惠及每一户农民的方法进行最基础的疾病预防外，做好乡村的公共卫生工作也是当年政府对赤脚医生们的定位，定期喷洒预防药，修建符合卫生标准的公共厕所，实际上都是公共卫生的一部份。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主任刘运国曾经在湖北随县当过四年赤脚医生，拥有同济医科大学药理学博士和美国加州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两个学位的他，回首当年，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刘运国）
真正保障人们的健康，特别是大范围的人群，应该主要是靠公共卫生，应该来预防人们的疾病，等到疾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器质性的这种损害的时候，作为医生来说，减少病人痛苦，恢复它的功能，要使他完全恢复原来的功能和状态是几乎不太可能的，所以应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服务群体面要更大一些，更有意义的，是从事公共卫生方面，预防性的这个工作。
解说：一本普通的日记浓缩了千百万赤脚医生平淡琐碎的生活，也许当年背着药箱走入千家万户的赤脚医生们，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医生，但他们却给亿万农民带去了最贴心的安慰，只经过数月的短暂培训甚至完全自学起家的他们能够应对错综复杂的疾病吗?时代的变迁中他们能够长期的扎根于乡村，继续最初的实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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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唐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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