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在殷商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数代人的奋斗，终于克殷建周。长期艰难困苦、危机重重的历程使他们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领悟到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人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所能决定的，因而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周人将上帝转化为道德神，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在保持对其敬畏的同时，强调天命的依据是人的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人的德行决定自身的吉凶成败和上天的授祐与否。因此，人生的价值和人民的地位在周初得到空前重视，这些大大加快了宗教人文化的进程和传统人文思想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天人相与的中国精神文化的特质，对传统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周之际，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了新的转向，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理性的人文思想逐渐加强，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促成这种思想转向的因素，一是客观上周人建国历史处境的影响，一是主观上宗教思想转变的结果。

周从落后的部族发展到统一的国家，其间备尝艰辛。在商王武丁（第二十三世王）时代，商周之间便开始了敌对的情势，武丁数次讨伐周人。此时殷商文明早已灿烂完备，而周人的文化水准则要落后得多。但是周人毫不气馁，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和百姓，跨越岐山，定居于渭水流域，开始有了城邑。势力渐盛后，太王“实始剪商”，展开了对商朝的军事攻击。季历继位，国势日强，不断开拓疆域，征伐诸戎，把势力伸展到汾水流域。此举引起了商朝的不安，季历最后也为商王文丁（第二十九世王）所杀，开国任务传给文王。文王一方面逐步消灭外围方国，扩大版图，一方面联合诸多方国、部落结成反殷同盟，以孤立商，继而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此，文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周公称文王亲自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他为人和蔼、善良，待人恭敬，对民众尤其孤苦无靠的人予以保护；他从不敢耽于游乐打猎，而是恭谨地处理政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以求“咸和万民”。

周人在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长期奋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于在文王之世，达至足可克商的局面。这一漫长的历程，使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新的局面是他们的历代祖先“经之营之”，逐步奋斗而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能决定的。就是在困境之中，觉悟到突破困境只有凭借人自身的努力，此即“忧患意识”。由此忧患意识而产生人的自觉，这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正因为有了这种新精神的跃动，才使传统宗教产生了新的转向，古代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对周人来说，克商的行动除了武力的准备之外，还需要上帝的福祐，因为在当时这牵涉到政权合法化的根本问题。为此，周人在殷商化的过程中，把商人的祖宗神认同为自己的祖宗神，或者说周人将自己的祖宗神与商人的祖宗神合而为一。通过这种方式，上帝便由祖宗神一变而带有道德神的性质，代表着正义和公道。这样的上帝对于政权的兴替，不再无条件地带着宗族的私情，而是经过公平的选择，其标准则在于政治的好坏和行为的合理与否。周人自信他们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历代先王的努力，以及“文王之德之纯”，致使上帝降下天命。他们认为，是“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而“兴我小邦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觉意识与上帝观念的转化合而为一，成为人文思想发展的原动力。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天命渐渐从其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的力量，并成为人类合理行为的保障。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公元前1027年，武王率众誓师于商郊牧野，一举打败商王大军，纣王自焚，商亡周兴。周虽克殷，但商朝毕竟是传袭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仍很强大，因此危机并未解除，周人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仍然小心谨慎，时时警惕。武王因过度焦虑操劳，在克殷后不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纪尚轻，由周公摄政。是年秋天，五谷成熟未收之时，天降雷雨，狂风大作，谷物倒仆，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惊慌不已。随后，监视殷地的管叔、蔡叔联合纣子武庚发动叛乱，形势很是严峻。尽管周公协助成王经过努力平定叛乱，稳定了大局，但这段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历程，促使周公、召公等号召国人，把建国之初的忧患意识和精神自觉加以继承和发扬。平殷之乱前夕，周公作“大诰”，以成王的名义说：我这年轻人，“永思艰”。我受到老天的指使，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艰巨的事情，这使我这年轻人，“不卬自恤”。同一时期，周公、召公等人也多次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