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派”的明确看法

尽管此前李零在不同文章中表达过他对古史研究、对“疑古”的看法，但与饶宗颐一样，他也往往被那些主张“走出疑古时代”的学者认为是同道，并常被引来充当护法，至少被讨论双方认为是中间派。最近李零与饶宗颐对疑古的明确说法，使得这场讨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学者杨春梅认为:李零虽然没有直接谈及“走出疑古时代”，但由其所谈可以看出他肯定疑古运动的角度，他无疑是把“疑古”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运动，这尤其和廖名春的基调截然不同。饶宗颐则是直接表态，认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这对竭力要把怀疑精神和“疑古”分家的廖氏师徒，恐怕是个不小的打击。

李零在评论历史上不同家派对《论语》的阐释态度时说:“汉学家和宋学家都尊孔，唯一打破这个僵局的就是五四。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疑古运动。尽管顾颉刚先生那么推崇崔东璧，但是他指出，崔东璧不敢疑孔，他敢。”李零还表示:“我是把这件事(指包括“读经热”、“孔子热”、“怀古”等现象在内的“传统文化热”)放在全球文化处于保守主义的背景下来看的，而且我特别强调它跟1980年代的反差之大。”而早就有学者指出，“走出疑古时代”之所以于1990年后风靡于世，其背后起作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因此，其提出以后，即与种种传统热流交相呼应。自“走出疑古”讨论发生后一直对此保持缄默的李零，在“丧家狗”之争中却不得不开口表达他对“五四”、对“疑古”的基本立场，表明他对这些思潮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觉察。

李零的这一立场，其实已有学者看出。如杨春梅就明确指出，这次“丧家狗”事件，把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立场模糊的李零逼出来。“我近日集中浏览李零《“丧家狗”》引起的超级地震(点击百度，相关网页竟接近十万条)，李零说是‘自娱自乐’，这是他的‘杂文’的一贯风格——把严肃藏在戏谑里，但是已有人把这看成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斗，看来问题确实不简单。如何解读和诠释经典和传统文化，如何创新文化，这不正是‘古典学’下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始终觉得应该把‘疑古和走出’放到社会和文化(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世界)大背景下去看，才能看清楚它的真相。特别是学者间的分化，我看随着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尖锐化，会越来越明显”。她还认为，有思想的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遥远专门的问题，他心底里都有一个不能放弃的宗旨底线，李学勤是如此，李零也如此，区别只是思想境界的高低深浅不同而已。而李零所维护的“五四”这条线(被人以“科学主义”攻击来攻击去)，正是想把学术和其他问题相对分开，这一派“思想”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个天真的人如何避免鼻子被牵或即使不慎被牵如何及时被制止。“五四”科学思潮其实并不是排斥人文，而是想界划科学和人文(当时称玄学、宗教)各自的功能及价值界限，尽管这在当时论战的背景下不是很清晰，但今天如果能平心静气去体会，还是能看出这个方向来的，至少在混乱的笔仗中蕴涵着这样一个合理的趋向。

质疑“走出疑古时代”的简要回顾

《文史哲》于2006年第二期创设“疑古与释古”专栏，已连续九期对近年来在史学界极具影响力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讨论，对“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内涵和来龙去脉、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予以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将“走出疑古”置于现代学术的框架中进行评价。其中有学者甚至指出，“走出疑古”的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这些文章被包括《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在内的各大学术期刊转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主流学术期刊针对某一学术话题，展开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近年来在学术界实在罕见。而针对近年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如此篇幅的、系统的正面批评，可以说是首次。

近年来，“走出疑古”有两点最受非议:一是对“疑古”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些评价甚至歪曲事实。如对“疑古”“副作用”的批评即有失公允，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来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无意间做了日本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帮凶，有学者指出，如此等等来描述顾颉刚，则近乎诬蔑。二是借新出简帛反思古书之机，由“疑古”向后倒转，跳回到“信古”，盲目信从古书和古书中所载古史传说，试图借“古来如此”和“事实素地”等观念，肯定包括“三皇五帝”谱系在内的传统古史观。

关于对“疑古”有失公允的评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顾门弟子后学。1986年，顾氏晚年得力助手王煦华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编后》曾附带对“疑古副作用”说进行批评，认为关于“疑古”“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的评价“似是而非”。他认为，“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刘起釪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四期发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这是公开批评“走出疑古”并为“疑古”辩诬的第一篇力作。作者强调说，“对史料批判地审查永远是需要的”，顾颉刚及“古史辨”所致力的正是史料的批判和审查，是“离开不了”，“也走不出去”的。作者呼吁“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对顾颉刚的学术遗产采取正确态度。1996年，黄永年撰文《评〈走出疑古时代〉》，质疑李学勤的“疑古副作用”和“阴影笼罩”说，批评“走出疑古”之下“轻率地否定前人成果的事情不时地出现”。这篇文章的全文则发表于2004年10月出版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私淑顾门的吴锐2002年出版其《中国思想的起源》前三卷，在构建其关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思想框架的同时，也把对“走出疑古”的批判贯穿其中。2003年，由吴锐汇辑的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出版，其中第五卷《古典学批判》收入其《“疑古时代”是怎样“大胆”走出的》、《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两篇学习笔记，对“走出疑古”予以更加全面细致的批驳。2001年，刘起釪曾为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撰写长篇序文，对“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的反顾心态”进行了深入思考。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立项是“走出疑古”辉煌的顶点，但也是它引起大规模质疑和批评的开始。“工程”结项后，网络媒体上的争论更是高潮迭起。其中海外汉学界的异议最引人注目。斯坦福大学的倪德伟教授(David　S.　Nivison)即对“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坚持唯一年代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忠实的”。蒋祖棣则强烈质疑“工程”所标榜的“高科技”基础和所谓“多学科”方法论，认为“‘工程’的所谓‘多学科研究’实际上主要是依赖非文字证据的研究，而在以解决具体年代为目的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中，考古陶器分期、14C测年等手段显得力不能及。勉强为之，便会造成方法上的冒进”。他还批评了个别“工程”参加者的文献学基础，认为他们“无需读书便潇洒地‘走出’了‘疑古时代’”。与海外学者的直言批评不同，国内学者显得极为小心谨慎。张忠培从“考古学的局限性”出发所做的批评较早，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陈淳对“工程”以“预设”甚至“确信夏的存在”为前提“并坚信不移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的批评，也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正面权威的批评始自徐苹芳2005年二三月间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文章直言“工程”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犯有学科上的“幼稚病”及“常识性概念之不清和逻辑推理之混乱的错误”，“应当迅速予以澄清”。对“工程”的正面检讨尽管目前在国内尚有许多不便，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一些问题的是非终究会有明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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